话归本题，诸葛诞能有那么多的麾下，甘心为他而死，可见他也不是一个毫无道理、喜欢造反的军阀。他本人在麾下被捕以前，于格斗之时阵亡。他的头被司马昭叫人割了下来，送到洛阳，挂在十字街头示众。他的家人，照例都倒了霉。父族、母族、妻族，完全被杀。
诸葛诞与诸葛亮并不是兄弟，只是远房的本家：同为诸葛丰的后裔（诸葛亮兄弟三人：老大诸葛瑾，老二诸葛亮，老三诸葛均。诸葛均跟随二哥到了西蜀，被二哥酌量提拔，做官做到了“长水校尉”）。
司马昭打平诸葛诞，“挟”了少帝曹髦回洛阳，叫曹髦封他为“晋公”，以并州六个郡与“司州”（司隶校尉部）的两个郡，为晋国的封地；又升他的官为“相国”，宠他以“九锡”之命。他一概谦辞（既然不想要，为什么又先叫曹髦给？为的是，提高自己的声望）。
曹髦与在他以前的一个魏少帝（曹芳）很不相同。曹髦是“智商”颇高的一位青年。他向当时的太学博士淳于俊请教，问《易经》这部书的来源。淳于俊说：“包羲因燧皇之图而制八卦，神农演之为六十四卦。”曹髦再问，为什么孔子不说“燧人氏没，包羲氏作”？对于这一个问题，淳于俊答不出来。
曹髦对于《书经》里的许多字句，也有疑问。他觉得尧有四凶而不能去，用舜还要等待“四岳”来推荐，似乎并不是圣明得如一般儒生所说。他这样“惑经”、“疑古”，比唐朝的刘知幾早了几百年，也许是受了王充所写的《论衡》的影响。
曹髦不幸而生于帝王之家。否则，以他的能力，当一个平平安安、衣食无忧的大学教授，绝对可以做到。他也不幸而智商颇高。否则，倘若他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人，一切完全听由司马昭做主，可能获得司马昭的宽容，不致死于非命。
我们应该替司马昭说一句公道话，司马昭本没有计划要曹髦死，是曹髦自己“找死”。
曹髦在甘露五年（公元260年）五月己丑日，纠集了几百名“僮仆”，敲鼓呐喊，冲出宫门，想冲往司马昭的住宅，在“东止车门”遇到司马昭的弟弟司马伷。屯骑校尉司马伷想阻挡他们，被他们骂走。
他们到了宫城之南的“南阙”，被司马昭的走狗，魏朝的中护军贾充，带了若干兵挡住，双方打了起来。
这时候，魏少帝曹髦拔出宝剑，亲自动手。贾充旁边的另一走狗，官居魏朝太子舍人的成济，问贾充，“情况紧急了，该怎么办？”贾充说：“养你们这么多年，正是为了像今天这样的情况。你尽管干罢，事后不会有人追究的。”于是，成济便抽出自己随身佩带的戈，对皇帝曹髦猛力刺去，“刃出于背”。
曹髦当时就死。可怜他年纪只有二十岁而已。曹操地下有知，应该后悔白花了一辈子力气替子孙谋得了这个并非值得一谋的皇帝宝座。事后，司马昭把成济杀了，灭掉三族。贾充，司马昭升封他为安阳乡侯（原为阳里亭侯），增加一千二百户封邑，扩大他的兵权为“统城外诸军”，加官“散骑常诗”（成济算是白白地上了贾充的当）。
司马昭迎立了燕王曹宇的儿子曹奂（原名曹璜），继承填补少帝曹髦所留下的皇位。这位曹奂在当时是“常道乡公”（常道乡属于幽州广阳郡安次县，安次县在今天河北省）。曹奂并不住在所封的常道乡，而与其他的魏朝宗室一样住在邺县。
司马昭把曹奂立为皇帝以后，更改年号，以甘露五年六月为景元元年。
曹奂成为魏朝历史上的第三个“少帝”。其后司马炎逼着曹奂禅位篡了魏朝，封曹奂为陈留王。
陈寿把曹芳、曹髦、曹奂，三个人先后当皇帝的期间所发生的大事，合写成一篇《三少帝纪》。然而他在这篇文章里面，却又不称他们为少帝芳、少帝髦，与少帝奂，而只称他们为“齐王”、“高贵乡公”、“陈留王”。这是十分说不过去的一种“笔法”。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把魏国列为正统，口口声声，说这不是为了“独尊奖一国”，而是为了“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志）事之先后”。但是，到了真的记载史事的时候，我们这位史学前辈与他的若干助手，却毫不考虑，大书特书什么“世祖文皇帝”（曹丕），“烈祖明皇帝“（曹叡），把刘备称为刘备，孙权称为“吴主权”。魏方打蜀汉东吴，就写成“征”、“伐”；蜀吴打魏方，却写成“入寇”！
《资治通鉴》荒唐的地方很多。其中之一，是把魏少帝曹芳称为“邵陵厉公”。曹芳在被司马师废掉的时候，回复了他的齐王的爵位；是到了司马炎篡魏以后，他才被降封为公，封在邵陵；而且要到他本人死了以后，才获得了“厉”这个字的恶谥。司马光及其助手，凭什么可以把晋朝人加给齐王的坏称呼，写在属于魏朝一段的《资治通鉴》上？该骂！
司马昭于少帝曹奂即位以后，叫曹奂封自己为晋公，任命自己为“相国”。他又坚决辞让丁一次。此后，少帝曹奂与他又再扮演了一个硬要封拜，一个硬是不肯接受的骗人的把戏。到了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十月，已经开始了对蜀汉作最后一次用兵之时，司马昭才装出“只得接受”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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