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且，如卻正所说，姜维一生清廉、好学，不仅功业彪炳，私生活也确不愧为“一时之仪表”。他死得太可惜了、太可悲了。
三八、分久必合
蜀汉在炎兴元年（公元263年）结束；魏国在咸熙二年（公元265年）被篡于司马炎。
司马炎是司马昭的儿子。于司马昭死时，继承了晋王与魏国的相国之位。那时候，是咸熙二年八月辛卯日。
三个多月以后，魏国的最后一个少帝曹奂，便叫人把皇帝的玺绶，双手捧送给司马炎。
司马炎在十二月丙寅日，集合几万名臣僚与四夷君长，在洛阳的南门外，郊祀上帝，宣告就皇帝位，改国号为晋，改年号为“泰始”。于是大魏咸熙二年十二月，改称为大晋泰始元年十二月。
魏国也结束了，曹操的一生辛苦与曹丕的一时得意。都幻灭为春梦一场。
吴国亡得最后，要再过十五年，才轮到它。到了孙皓的天纪四年（公元280年）三月壬申日，才被司马炎派来的大军所征服。
孙皓是孙权的孙子、废太子孙和的儿子。吴国在孙权与孙皓之间，有过两个其他的皇帝：孙亮与孙休。
孙权的第一个太子，是长子孙登，孙登不幸早死。孙权的第二个太子，是第三个儿子孙和。孙和因姐姐大虎向孙权进谗而被废。最后，孙权死时，小儿子孙亮得到皇帝之位。
孙亮当了差不多七年的皇帝，为权臣孙[左纟右林]所废。以后，自杀；自杀之时，还不过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
继孙亮而为皇帝的，是孙权的第六个儿子孙休。孙休在位，六年多而死。
废了两年
他的丞相濮阳兴与左将军张布受了他的临终之时的“顾命”，却并不扶立他的儿子孙[上雨下单]，改立了一位“长君”，年方二十三岁的孙皓。
孙皓即位不到三个月，便杀了濮阳兴与张布。原因是，他听说这两人见他性情粗暴，好酒好色，颇有后悔立了他的意思。
孙皓在位十六年，除了把交州重新夺回以外，别无其他作为（交州是在他即位以前的一年，被司马昭的人夺去的）。
他下令所有的大臣，必须把女儿送进宫来，任他挑选，选剩下来的，才许领回去嫁人。传说他的后宫女子，有五千名之多。事实也许与这个数目稍有出入，然而他是一个昏君，而不是一个贤君，已经是千古的定论。
他不仅是一个昏君，而且是一个暴君。他喜欢剜掉“犯人”的眼睛；也喜欢用锯子锯掉“犯人”的头，有一个官居太守的奚熙犯了“非论国政”之罪，被他杀掉三族。
像他这样的一个既昏且暴的亡国之君，竟然能在蜀汉已亡以后苟延残喘了十六年，令我们又叹一声“天道难知”。英美人也有一句俗语：“上帝有他的奇特作风。”（God has His strange ways.）我们倘若多懂一点上帝的奇特作风，便多了解一点历史哲学。例如，为什么中国的历史上，常常来了“合久必分”与“分久必合”的那一套呢？
请原谅，我必须先交代一下，孙皓在公元280年是怎样丢掉了他的江山的。很简单，司马炎于休养生息了十几年以后，调遣大军，分兵六路，对孙皓的东吴下手。
这六路的司令与目的地，是：
一、司马伷，涂中（当涂）。
二、王浑，牛渚（采石矶）。
三、王戌，武昌。
四、胡奋，夏口（汉口）。
五、杜预，江陵。
六、王浚，西陵及其以东。
在这六人之中，杜预的地位最高：他是“镇南大将军”，其余的五人都只是“将军”而已。我们今天的人，仅仅晓得杜预是一位《春秋左传》的注解家，不曾注意到他曾是显赫一时的“镇南大将军”。
杜预一向坐镇在襄阳。他在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正月间出动，在二月甲戌日打下江陵。
东吴在荆州南部几郡（湖南）、交州与新设的广州的大小官吏，都纷纷派人送了印绶来，向杜预投降。
这时候，王浚也已经带了他的部队，乘船由益州沿着长江顺流而下，烧断了东吴水军用来“锁江”的几千尺长的铁索，占领西陵峡与荆门、夷道两个城。
司马炎叫杜预镇抚零陵、桂阳、衡阳；叫王浚继续东下，与王戎、胡奋共同进攻武昌和夏口。
王戎懒得自己费事，只派了两个参军带一些兵去。胡奋相当卖力。于是王浚与胡奋二人很快就拿下了武昌、夏口。
王浚在三月间又“顺流而下”，到了建业的城下。中途，他收降了孙皓的游击将军张象，与张象所率领的一万水兵。
孙皓曾经让丞相张悌，带了建业城内的精兵三万人，在三月初旬渡过长江，抵挡那来攻牛渚的王浑。张悌忠义有余，而军事学识不足，一战而败，本人阵亡，部队被杀了七千八百多名，剩下来的残部，都丧失了战斗能力。
司马炎的叔叔、晋朝的琅邪王司马伷，也率领他的部队到达了涂中（当涂）。
孙皓生活在王浑与司马伷四只眼睛的监视之下，已经够害怕的了。忽然，听说又有“兵甲满江，旌旗烛天”的王浚，即将来到建业城外的长江江面。孙皓不再考虑，立刻叫人写降表，写三份，分送给司马伷、王浑、王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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