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屡兴大狱，滥杀大批无辜士人。
建安二十三年，耿纪、韦晃、吉本等人因反对曹操而被诛。但曹操并不就此罢休，欲趁机树威，杀戮大批士人。操下令“召汉百官诣邺，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众人以为救火者必无罪，皆附左。王以为，‘不救火者非助乱，救火者乃实贼也’，皆杀之”。《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山阳公载记》。建安二十四年，魏讽大狱，株连被戮者达一千余家，其中功臣张绣之子张泉、刘廙之弟刘伟、王粲二子都在这次大狱中被杀。
有些贤士虽没有被曹操所杀，但亦被操借法所废，终身禁锢。如毛玠对崔琰之冤有些不满，发了“使天不雨盖此也”的牢骚，结果“太祖大怒，收玠付狱”。《三国志》卷十二《毛玠传》。又如杨彪为人“海内所瞻”，“操托彪与术婚姻，诬以欲图废置，奏收下狱，劾以大逆”。幸孔融不避斧钺，与曹操理论，“操不得已，遂理出彪”，然彪出狱后即被免官，还殃及宗族子孙，“诸以恩泽为侯者皆夺封”。《后汉书》卷五十四《杨震传》附《杨彪传》。
曹操以极其残酷的手段，杀戮和废黜了大批功臣、贤士，削弱了自己的实力，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许多奇才，或行权诈之术，以保其族，善其身，不为操献良策；或遁迹林泉，坚拒操之征辟，不愿为其所用；或另投新主，与曹操为敌。使操之事业遭受损失。就三国实力而言，曹操所占的地盘要比吴、蜀大得多，人口多得多，军事、经济实力强得多，但三国鼎峙局面却延续几十年之久，终曹魏之世始终不能完成统一大业。其因素固然很多，但我认为曹操统治后期出现的人才难尽其才的局面应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3.曹操用人的“二律背反”
从曹操一生的政治和军事活动生涯来看，他一方面倡导“唯才是举”，使用了大批贤才；但另一方面却又嫉贤妒能，雄猜极测。究竟是何原因导致曹操求贤又杀贤，用才又弃才，纳谏又拒谏呢？笔者认为：其一，曹操从初起兵到自称魏王，建立曹魏政权，前后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其用人政策也随之而变化。曹操出身“赘阉遗丑”《三国志》卷六《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的宦官之家，故为世族所不齿。他在群雄并起互争霸权的斗争中，一开始势单力薄，无资以凭。而和他争天下的袁绍、袁术兄弟，是四世五公“势倾天下”的大贵族；“八俊”之一的刘表是当时的大名士；益州牧刘焉是汉室宗亲；枭雄刘备则是汉景帝苗裔，中山靖王之后，汉献帝之皇叔。曹操的身世使他既不能像袁绍、刘焉那样制造“天意实在我家”、“益州分野有天子气”的舆论，又没有条件像袁术那样“捏造符瑞，刻玺称王”。所以曹操打天下所能争取的唯一资本就是延揽英才，为其臂助。《三国志·武帝纪》载：“初，绍与公共起兵，绍问公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公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可见，曹操估计到自己的力量远未足与袁绍相敌，身世所决定的号召力也不能与袁绍可比，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任“天下之智力”，争取不同政治派系和军事力量的归附，使大批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为其所用，才能实现“统御海内，芟夷群丑”的目的，遂提出了“唯才是举”的政策。但随着曹操军事政治力量的不断强大，到了北方统一的“治平”之时，曹操就冀图建立专制统治，并因时势的变化改变了策略。就曹操统治的前后期的用人政策来看，也说明了这一点。
曹操用人政策再评价(4)
曹操起兵伊始，仅有兖州一隅之地，兵微将寡，这时曹操求贤心切，唯恐因害贤而使天下英雄裹足不前。“袁绍宿与故太尉杨彪、大长秋梁绍、少府孔融有隙，欲使公以他过诛之。公曰：‘当今天下土崩瓦解，群豪并起，辅相君长，人怀怏怏，各有自为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虽以无嫌待之，忧惧未信，如有所除，则谁不自危？’”《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刘备为吕布所败，投依曹操，程昱屡谏操：“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操亦明知备乃人杰，但终不肯下手，原因就是“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又如官渡战后，曹操从缴获袁绍的书信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有人建议严加追究，但操却“皆焚之”。同上。其实这并非他发善心，而是操知道，“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故假作仁慈，以收揽人心。但在曹操平定冀州，北方统一局面稳定后，曹操胆子壮了，腰杆也硬了。为了实行专制统治，以免大权旁落，于是对士人发出一道杀气腾腾的《整齐风俗令》。在用人政策上也采取了“以刑为先”、“用法峻急，有犯必戮”的极端手段，来剪除一些不合己意的人。一些名士恃才而骄，不肯唯命是从，就成了曹操动刀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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