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三官说了许多好话，两边的人都不肯让步，他为难了半天，走到罗小扁担面前双膝跪下：“罗大哥，退一步海阔天空，这年头，大家活着都不易，你就让着曾老太一点吧。”说着就磕了一个头。
当保长的，为了田鼠给人家磕头！围观的人全都愣住了。
罗家老爷子从屋里跑出来，顺手揍了自家儿子一扁担，赶忙扶起王保长。
“罗大扁担”是十六保的前任武管事，虽然上了年纪，精神还不错：“让保长见笑，我这孩子不晓事，让保长多费心了。一点儿耗子肉，放在往年谁能瞧得上眼？都是被这倒霉的年景给害的，害得人都不知仁义礼仪了……”
罗老爷子一边念叨着，一边命令罗小扁担把两只田鼠都送到曾家去。
王三官回到家里，他老娘正在屋里抹眼泪：“苦命的孩子，不当官还好，当了这破保长，却要当众给别人磕头……”
保长笑了笑：“磕头算个啥，只要能保得村子里太平，叫我天天磕响头都行！”
只是，有些事磕头可以办成，有些事，再磕头也没有用。
八月底的时候，舞阳县的“由单”（征收田赋的通知单）派下来了，送到十六保的单子上写明了田赋数目、本期应交粮款数、缴纳期限等等。
“田赋数目”没啥好研究的。每个村、每个保的田赋数目都是沿袭雍正年间“摊丁入亩”的基数，派粮摊捐的基本单位也仍然是银两的“两”，各县、乡、保规定缴纳的“两”数是固定的。
只是，每“两”应该合多少正税、多少附加税，每年都有变化。1943年以后，通货膨胀，民国政府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发行的钞票了，省政府就规定“正税”中的棉花和麦子必须征收实物。
参照今年的“应交粮款数”。王三官核算了一下，仅“军麦”一项，保和乡第十六保的每亩土地需要上交麦子三十二斤——这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河南俗话说：“夏望五，秋望七，好地不过一百一。”在好年景，麦收亩产能达到五十斤（那时候是每斤十六两的“老秤”）都是不容易的事，何况现在是大灾之年。并且，今年的田赋比去年还多了七斤。
“这是怎么回事？”王三官觉得纳闷，“上面不是有话说要减免田赋的吗，怎么反而倒增加了？”
“别提了”，俞二算盘的消息比较灵通，“本来是准备减免的，可一战区和省政府闹起了矛盾，结果是军粮一点也不能少，有谁胆敢拖欠，军法从事！”
“和为贵，和为贵呀。为什么就不能和为贵呢……”王保长恨不得到洛阳去给那些大官们讲一讲“海阔天空”的道理。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4 月份的时候，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鉴于河南的蝗灾严重，发了个电报给中央政府，提出“减免河南省赋税和军麦”的请求。结果，电报被驳了回来，说是“减免赋税及赈灾事宜是政府的事情，与军队无关”，蒋鼎文碰了个钉子，憋了一肚子气。
到了1943年8 月13日，国民政府终于下令减免河南省的部分田赋。《河南民国日报》立刻刊登了这个消息。可是，在报纸上却没有说明这个“善举”是由蒋鼎文长官率先提出的。蒋司令顿时火大，觉得没有面子。他连夜叫来河南省省长李培基，声明“赋税和赈灾是政府的事，与我无关。限期四十天结清一战区的军麦，否则以贻误军机论处”，还当场扣押了河南省粮管局的局长，下令“逾期不能完成任务，军法从事”。
催缴军麦的命令下达之后，上行下效，各地的田管处长和粮站站长都被国军看管起来，正规军、警备区、游击司令部、保安团纷纷直接插手征粮事务。一时间，各乡各村都来了许多扛枪的人，拍桌子摔椅子地嚷嚷：“快把麦子交出来！”
王三官当然不晓得这其中的内情，他只知道各级官员都像是发了疯，专员催县长、县长逼区长，区长乡长就带着保长们到处乱窜、挨家挨户地搜查粮食。
粮食、粮食。河南刚刚经历两年的大灾荒，舞阳又是重灾县（全省一百一十一个县，除十五个县以外，其余的分为最重灾县、特别重灾县、重灾县、次重灾县和轻灾县），饿死了那么多人，哪里还会有什么粮食呢？
万般无奈之下，王三官只好和其他十几个保长一起到县城里请愿，向县长大人磕头求情。县长禹升联抬手赏给每人一个大嘴巴：“没得商量，没得商量！缴不上军麦，我和你们都一样，统统杀头！”
在县里督察军粮的是汤恩伯部十三军的队伍，领头的军官说：“别以为你们是老百姓，耽误了军机照样军法从事！”
王三官从县政府里出来，跑到姐夫家里嚎啕大哭。姐姐说：“饥荒日久，善门难开。这个年月只能顾着自己，好人是做不成了。上面叫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吧。”
姐夫也说：“咱们自家的军麦，我可以想办法通融一下。好在政府的赈灾粮立刻就要到了，你先把军队的事情应付了再说吧。”
赈灾粮就要到了？！这可是个绝处逢生的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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