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小扁担的三个儿子在村公所里啃烧饼。
七岁的金豆慢慢地嚼着，吃得很仔细，好像回味无穷的样子；五岁的铜豆一边哭一边吃，他的门牙快掉了，碰着烧饼就疼得慌，可他又忍不住美食的诱惑，只好拼命咬一口、囫囵咽下去，咧开嘴哭嚎几声，然后再继续啃……最小的铁豆才两岁多，一会儿舔舔烧饼、一会儿吮吮自己的小手，好像对烧饼和手指头哪个味道更好颇有点拿不定主意。
烧饼是王三官从县城里带回来的，他看着三个孩子的吃相，觉得挺好玩：“金豆、铜豆、铁豆……有问题呀，罗大哥，你家孩子的名字怎么一个不如一个？”
“没问题，这倒霉日子本来就是一天不如一天么！要是再生一个，就得叫土豆了。”
罗小扁担的话虽这么说，脸上却是蛮高兴的。王三官从县城回到村里，把政府马上就要“赈灾”的喜讯告诉了大家，这使得困境中的人们觉得有了盼头。
当然，王保长也把“征收军粮，没得商量”、“耽误军机，军法从事”的话也重复了一遍。俞二算盘、罗小扁担就到各家各户去搜集麦子，翻箱倒柜地凑了一两千斤，虽然距离上面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但好歹可以意思一下，希望能够应付过去。
那些天，王三官真是忙得很，一边要为军粮的事情提心吊胆，一边要催促各村把进城乞讨的人喊回来，还要眼巴巴地等着领取救济粮。
政府赈灾是有条件的，明令各乡必须“阻止灾民外出生事，以免制造恐慌，破坏抗战局面”，一战区和省政府所在的洛阳市已经发布“整顿市容令”，禁止流民入境乞讨，同时要求各县待灾民返回乡里之后再发放赈灾物资。
于是，外出逃荒的人们陆续回来了。大雨过后，十六保的各村都忙着补种谷子、荞麦、萝卜之类的晚秋作物。王三官心想：虽然现在没有吃的，但如果赈灾粮能够发下来，帮大家渡过这个青黄不接的难关、熬到秋后，那就什么也不怕了。
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来了赈灾粮的消息。
一大早，王三官就赶到县城，先是开会，然后是抓阄抽号。他抽中了“丁字七十三”，到粮库一问，才知道是五个大麻袋，里面装着一千斤用花生壳磨成的粉。这是什么赈灾粮？而且，这么些东西，摊到十六保的老百姓头上，一个人还分不到二斤。
王三官只好跑到姐姐家里哭鼻子，希望姐夫能帮他把这倒霉的号码调换一下。姐夫说：“换什么？有花生壳就不错了。换成别的也无非是谷糠或者麦麸，数量还没有这么多呢。”
“报上不是说，政府给了两亿元买粮食吗？”
“两亿元？七折八扣，到平粜委员会手上就不过八千万。”
“八千万也能买不少粮食呀！”
“粮食当然有，过两天你就可以看见了”，姐夫冷笑起来。
过了两天，市场上果然有麦子出售了，三十八元一斤。
这些麦子在陕西的平粜价是每斤十元，从“河南省平粜委员会”手里倒腾出来就成了每斤二十元，再转到市场上，又翻了一番。
老百姓哪里吃得起这个高价粮，只得继续饿肚子。
饿肚子也不行，国军来催收军麦了。
人人都说汤恩伯不服蒋鼎文的调遣，可这次收军粮，第31集团军（汤系部队，总司令是王仲廉）却最积极了。驻舞阳的十三军八十九师荷枪实弹、带着民团下乡催粮，不肯要豆子也不肯要红薯，非要麦子不可。国军来到保和乡，王三官磕头作揖、讨饶求情，讲了一大堆“海阔天空”的好话。没有用，带队的官长说：“军令如山，麦子数额短缺一斤也不行。有谁不交足军粮，以汉奸罪论处。”
当天，十六保就被抓走了三十多人，全是各家各户的顶梁柱。这下子，远近五个村子全都炸了窝，哭天喊地地乱成了一团。
大洼村的罗小扁担也被抓走了。第二天一早，罗大扁担就来请王三官当中人，他要卖地了，卖了地再去买麦子，赎回儿子。
买方是小洼村的“杨黑驴”。
杨黑驴原本是个苦出身，早先在南山（今舞钢市）烧炭，凭着一头小毛驴和自己的吃苦耐劳挣下了一份家业。虽然成了地主，可杨黑驴的日子过得比穷人还节俭，人家当长工的一年还吃两回饺子呢，而杨家每天除了“红薯糊涂”（用红薯和大麦熬的汤面）就是南瓜饼子。他家里好像从来不做新衣服、也不点油灯，白天衣衫褴褛、晚上黑灯瞎火，用杨黑驴的话说，“是饭充饥，是衣挡寒”、“灯头亮、屋里明，照来照去能照穷”，总之是“赚的不如省的稳”。
就这么着，大灾之年，别人倾家荡产，杨家却还能置业买地。今年闹蝗灾的时候，家家户户的麦子都被蝗虫毁得精光，可杨家的地里种的全是红薯和花生，蝗虫不吃这些东西，倒让他稳稳地收获了一场。因此，现如今，十六保有能力买地的也只有“杨黑驴”一家了。
买卖土地，离不开中人的说合。因为对出卖方而言，卖地是“破产”，一方面急需要用钱，另一方面也觉得自己守不住家业，丢脸、开不了口。所以要请旁人来帮忙讨价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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