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架队都躲在指挥部旁边的大沟里，黄霖司令员不让大家靠近阵地，说是晚上看不清人，民工冲上去救不下伤员还容易被误伤。
王三官问苗县长：“没人上去救，新四军受伤了怎么办？”苗宝泰说：“那就只好躺着等天亮呗。”大家都说好可怜：“等到天亮，怕是要流血流死呢。”
过了一会，前面背下来一个伤员，尚店乡的担架队赶紧上前去接，回来的人嚷嚷着受伤的是周志坚旅长，胸口中了一枪、被血迷住了（失血昏迷）。苗县长就发脾气：“不许胡说！你怎么知道那是周旅长？”
“才不是胡说呢，守着他的都是些背匣枪的人，有的还喊旅长、旅长……”
指挥所附近不断有人跑来跑去报告情况，阵地前沿也是一会儿吹号、一会儿吹哨子、一会儿枪声大作，王三官时而听见有人说“好！打下来了”、时而听见有人命令“继续追击，不能让他们跑了！”可是，他明明看见尹集据点的寨墙还是好好的，不像是被攻破了的样子，不由得十分纳闷。
天亮以后，担架队在苗县长的指挥下救护伤员，王三官这才看明白：原来打了一晚上，新四军只是收拾了周围的六个村子，把尹集给包围起来，中心据点根本没有突破。
我们的人伤亡不小，牺牲了多少不知道，抬下来的伤员就有二百多。可新四军的战果也很大，光是俘虏的伪军就有八百多，伪团长朱文轩、营长樊绍义都被抓住了，缴获的步枪像柴火似的一捆一捆地往回挑。
天一亮，王三官也看清了新四军的打扮：有的上身穿军装、下身穿便裤，有的没军装只戴顶军帽，还有的连帽子也没有、就在胸前缝了个“新四军”的布条条……这也难怪，“河南挺进兵团”在半年时间里从一千人扩充到八千多人，这些战士大多是刚扛枪的新兵。
尹集据点被包围了，新四军就在外面高声劝降，一会儿说好话一会儿说狠话。
“一旅的弟兄们，交枪吧，枪是鬼子的、命是自己的，何必白白送死呢？”这是劝导。
“不交枪，有本事你们打上来”，伪军在炮楼里回答。
“狗汉奸，快投降！不然开炮了，炸你个片甲不留”，这是威胁。
“你们能有大炮，鬼才相信呢……”这帮小子软硬不吃。
双方吵嘴对骂，罗嗦到中午，新四军还真的搬来了一门炮。
炮兵们七手八脚地组装大炮，伪军们就趴在寨墙上观望，猜测这玩意是真的还是假的。
黄霖司令的手一挥，炮兵“咣当、咣当”就是两炮，全打到寨子里头去了，没打着人，倒把伪军吓了一跳。调整一番再打，一炮打在据点前的壕沟里、一炮打在寨墙上，炸死几个人、轰塌了一个口子，新四军和老百姓都喊：“好，好！打得好！”
再喊好也没有用，总共就这四发炮弹，全打光了。
下午，王三官担架队抬着十几个伤员回家了。大洼村虽然是游击区，但由于这次的伤员比较多，苗县长要求他们也协助完成救治任务。
当天，尚振华和黄霖司令员谈判，他答应交出十挺机枪和八十支三八大盖，条件是新四军放他撤出尹集。黄霖考虑到继续强攻的难度较大，而且时间长了舞阳的敌人有可能增援，于是同意让开北寨门、让尚振华回北舞渡去。
至此，尹集战斗结束，新四军俘虏伪军八百多、缴获枪支九百，打开了进入豫中平原的通道。
尹集战斗只是抗日战争中规模不大的一次战斗，但它却给王三官的人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因为，自从他组织担架队上前线，十六保的各个村子就开始风传：“不得了，好人王三官如今变红了！”
第十九章
从尹集回来之后，王三官遇到的烦心事接二连三。
交通员牵来一头牛，这是因为王三官提供情报有功，抗日政府给他的奖励。可不知怎的，却有人说“大黄牛是担架队的工钱，被王保长独吞了”。风言风语一传开，抬过担架的村民都有了想法，三三两两在王家的牲口棚外探头探脑，有的表情古怪不吱声，有的干脆说：“王三官，这牛牵去给我犁几亩地，可中？”
过了两天，新四军需要十六保提供几辆大车，王三官去找有车马的人家商量，车户开口就问：“给多少脚力钱？”一听说不给钱，转身就把车轱辘拆了，说：“哎呀，我这车轴坏了，正没处修理呢……”结果是跑了好多家，一辆大车也没征到。
耕牛关在棚子里，总是有人指指点点，王三官说的话也不如以前管用。他一咬牙就把牛卖了，换回三千块钱、分给参加抬担架的每人一百。可是，自己吃了亏、别人还不领情，村民们一边数钱一边嘀咕：“就只有一头牛吗？大家吃苦卖命的，你可别亏心哟……”王三官闹了个里外不是人，真是委屈极了。
大洼村住着十几个新四军伤员，抗日政府预先支付了口粮。本来说好了是秘密养伤、不能对外张扬，可罗大扁担却自作主张，借保长的名义吩咐每户人家出一只鸡，给伤员同志滋补身体。
在当时的河南农村，当家人把牛卖了没关系，因为地里的活计是男子的事，男人自己可以做主。但是，鸡屁股是女人的“银行”、羊是小孩子喂养的，所以抓鸡宰羊就非得跟老婆孩子商量不可。罗大扁担整的这出戏，惹得老婆媳妇们直跳脚：“王三官！你当红人我们不拦着，凭什么抓我家的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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