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老头脾气大，拎着扁担把几个泼辣婆娘揍得鬼哭狼嚎，可这么一来，却搞得家家户户都知道村里住着新四军。交通员看看情况不对，赶紧把伤员全都转移走了。
4 月底的时候，小洼村的王宗汉跑到县城去报告，说王三官私通新四军共产党，请鬼子便衣队来抓人。
这个王宗汉以前是小学校的杂役，家里很穷，后来靠出卖壮丁发了点小财。他卖壮丁的方法很特别——把顶替兵役的卖身钱藏一半在家中，另一半缝在“筒裤”里（“筒裤”是穷人穿的套裤，没有裤裆、只有两个裤腿），到了兵营就用筒裤里的钱贿赂长官。这样，他逃跑的时候别人就睁只眼闭只眼，容易多了。
“王宗汉当兵就像走亲戚，逛一圈就能回来”，村民们都很佩服这家伙。
王三官也觉得他头脑灵活见识广，所以罗小扁担死了以后，就由他接替了十六保的武管事。
开春的时候，王宗汉娶媳妇，王三官还送了头一份大礼，可没想到这位新郎官一转身就把保长给卖了。
便衣队的柳赖看到告密材料，想起王三官就是自己从刑场上救下来的那个人，不禁有些疑惑，于是找来俞家兄弟核实情报的可信程度。俞二算盘生怕王三官出了事把自己也牵涉进来，连忙说：“不可能、不可能，王三官是有家业的人，怎么会和共产党混在一起。这是王宗汉惦记着保长的职位，故意陷害人家呢！”
俞大算盘也认为王三官不会和新四军有关系。柳赖听了这话，回去就把正等着领赏钱的王宗汉揍了个半死、一脚踢了出去。
在朋友的庇护下，王三官躲过一劫。但其实俞二算盘说的话也有道理，到这时候，王三官并没有和共产党真的心贴心。
王三官虽然为新四军采购物资、提供后勤支援，但他对共产党的主张并不太热心，始终和抗日民主政府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在他的思想里，共产党干的是改朝换代的事，沾得太多恐怕会惹上麻烦，并且，共产党不敬神佛也不在乎祖上的老规矩，这与王三官的性情有着很大的冲突。
王三官对“天官赐福”的那一套是十分相信的。前面几个哥哥夭折了、自己却活了下来；这几年死了那么多人、自己却没事；被拉到刑场上眼看要被杀了、却又拣回了性命……这一切，他都认为是靠了菩萨的佑护。三官庙被拆毁以后，他惦记着要重建庙宇、再塑金身，可是，当初闹着要拆庙的王方明现在是抗日政府的副县长，还成天教大家唱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王三官觉得他是故意让自己难堪，心里很不痛快。
尹集战斗之后，新四军挺进二团、四团合编为“豫中兵团”，连续进攻舞阳县的日伪据点。5 月中旬又攻克了八台镇和大寒庄。这样，根据地距离大洼村不到二十里，距县城也只有四十里地了。
可就在这时候，不知怎的，新四军的大部队突然撤走了，伪绥靖一师随即进行反攻，不仅重新占领了先前的据点，还把南山也控制住了。13
7 月16号，绥靖一师在县城开“庆功会”，十六保也接到了请帖。
那天，俞二算盘正巧回大洼村收租子，看见王三官在帖子上写了个“知”字，连忙抢过来，改成“谢”字。
“去不得，这是鸿门宴”，俞二算盘说，“尚店乡的几个保长帮新四军办过事，全被尚振华杀了，你带人抬担架的事他也知道，正想除掉你呢。”
王三官也听说这段时间尚振华杀了不少人，顿时就慌了：“这可怎么办？”
“两条路。一是投新四军，二是求日本人当靠山。”
王三官当然不愿意投靠日本人，可他也不想投共产党，苗宝泰县长调走了（到军分区当宣传部长），他和王副县长说不上话。琢磨来琢磨去，只得先跑出去、躲过这个风头再说。
于是，从这天起，“十六保保长”的职位算是干到头了。
离家出逃之后，王三官在“垒山寺”当帮工。这座唐代古庙是用大石头垒筑建成的（上世纪70年代初被拆掉，石块拿去修水渠了），当时已经十分破败，少有人来，王三官是从小就在庙里打杂惯了的，所以并不觉得清苦。
8 月下旬，他听说日本鬼子投降了，于是出去打探一番。
街面上十分平静。乡公所的门前挂着两面“青天白日”旗，一面镶着黄色的三角边（汪伪政府的旗帜）、另一面却没有，叫人弄不清以哪面国旗为准。土墙上原先用白灰写着“建设东亚新秩序”，现在贴上了新标语——“公理战胜”。
“公理战胜”的旁边有张布告，签署人是“华北宣抚使”熊斌中将，内容是命令伪军各部原地驻防、等候国军点验，另外还有个附表，注明舞阳县的点验官来自五战区，是一个名叫“卢望兴”的人。
王三官这才相信，鬼子投降了，他可以回家了。
路过县城，城头上鬼子的膏药旗和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并排挂着，城门口贴着日军的告示：“中日战争已经妥协，皇军按照指令维持地方安全，中国军民如不执行，大日本皇军仍以武力对待……”，落款是昭和20年8 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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