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里，苗族老汉的故事都让马甲觉得半信半疑。
直到后来，查阅了一些资料，我才渐渐意识到：这位老汉也许并没有吹牛，他说的话有可能是真的。
提到“黔军”，稍通军史的人都立刻会想到“双枪兵”——尽是些一手拿步枪、一手拿烟枪的家伙，听见枪声就逃跑。
很多人都是通过长征的故事知道黔军的，书上说他们是红军的手下败将，这当然没错。可是，很少有人知道，更早的时候，黔军与红军的创建有着直接的关系。
1927年8 月1 日，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主要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和第十一军的二十四师，其中以二十军的人数最多、力量最强。正因为如此，二十军的军长、当时尚未入党的贺龙同志，担任了起义的“总指挥”。
从起义当天的战斗过程来看，第二十军负责进攻江西省政府、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和“进贤门”兵营，其当面之敌为五个团；叶挺的第二十四师则负责攻击天主堂，当面之敌为一个团；而朱德的军官教育团只担任了警戒任务。
起义后，贺龙担任了“革命委员会”的“主席团总主席”。起义部队进行了整编，下辖三个军，贺龙是“总指挥兼二十军军长”，叶挺是“代理前敌总指挥兼十一军军长”，朱德是第九军的副军长（军长是韦杵）。
根据以上情况分析，说“二十军是南昌起义的头号主力”，应该没有问题。
那么，贺龙的这个“第二十军”是支什么部队呢？
二十军的前身是“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而第九军（军长是贵州省长彭汉章）是地道的黔军。
1924年，贺龙从川军那里得到一个“川黔边防军第九混成旅”的番号，随即带领着自己的湘西弟子进驻贵州的铜仁、松桃，这里是贵州苗族、侗族、布依族居住区，毗邻四川和湖南。两年时间里，贺龙的部队在这一带收编各类武装，从保安团到警备队，大小通吃，很快扩充为六个步兵团。1926年8 月，贺龙宣布率部参加北伐，并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黔军欧百川部又随即加入该师……可以说，这几年，贺龙的部队是通过兼并黔军武装发展壮大的。
1927年8 月，“第二十军”下辖三个师，共计一万二千多人。这其中有多少个贵州兵，没有确切的统计，但有个证据可以说明问题：二十军的三个师，一师师长是贺锦斋（贺龙的堂弟，1928年9 月在“湘鄂边”为掩护贺龙突围而牺牲），副师长则是欧百川，贵州松桃人，苗族；二师师长是秦光远，贵州镇远人；三师师长是周逸群，贵州铜仁人。
欧、秦、周三人都是1925年以后才结识贺龙的，彼此共事的时间并不长。按照当时地方军阀的惯例，再考虑到贺龙的起兵方式，三个贵州人能够在军中担任如此要职，只能说明黔军人数在二十军中已占据了绝对比例。
事实上，三个贵州籍师长也很对得起贺军长。离开南昌后，欧百川始终担任“前敌司令”，带领第一师的两个“贵州团”冲锋陷阵、一路打到广东汕头，一师的二、三团团长都在路上战死了。二师秦光远和三师周逸群也都冲到了海陆丰，直打到部队解体之后才各分东西。他们的表现比个别“红色骁将”还要好一些。
欧百川和秦光远都不是共产党人，起义失败后，他俩经贺龙同意，单身离开军队回到贵州，后在黔军中继续担任军职。秦光远于1940年病死，欧百川则活到解放后，还曾经当过贵州省的副省长。
至于周逸群，就不用马甲我罗嗦了，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贺龙元帅的革命引路人。有评价说：“没有周逸群就没有贺龙，没有贺龙就没有南昌暴动。”当不为过。
值得一提的是，“八一起义”时，南昌城里的敌军主力为：朱培德的直属警卫团、第三军第七师（军长朱培德，师长王均）的两个团，以及第九军二十八师的三个团。起义当天，“直属警卫团”被消灭，七师的两个团长被朱德请去吃“鸿门宴”，群龙无首，结果被缴械。而九军二十八师的三个团却保持了“中立”，没有做认真的抵抗，这对促成起义成功是有积极意义的。
前面说过，第九军是道地的黔军，二十八师的师长是韦杵（贵州安龙人、布依族）。面对二十军的贵州老乡，同为黔军的二十八师持“袖手旁观”的态度，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八·一”当天，韦杵本人并不在南昌（他在九江养病），所以没有参加起义。起义成功后，“革命委员会”整编部队，除原有的第二十军外，把十一军二十四师升格为“第十一军”（叶挺为军长），还把第九军二十八师升格为“第九军”，宣布韦杵为军长（朱德为副军长）。这样，起码从“账面”上看，南昌起义的三个军，有两个军是黔军。
共产党送给韦杵的这个“军长”头衔，当然是空头支票，目的是想把二十八师带走，但由于韦杵本人不在，朱德副军长（朱德与韦杵是好友）最终只带走了一个营。可是，共产党的这张“军长支票”却把韦杵给害惨了，蒋介石愣是把“韦军长”降为旅长，搞得他再也没当过比师长更大的官。1950年，韦杵当选为云南省政府参事，1951年病死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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