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黔军占了差不多一半，可翻开解放军的军史看一看，贵州籍的将领并不多。这是因为，当时争取二十军兵变的关键是贺龙本人，所以共产党把工作重点主要放在贺军长极其亲属、亲信身上，对基层士兵的政治教育很不重视。
南昌起义的领导者，从张国焘、周恩来、林伯渠、恽代英、周逸群到朱德、叶挺、刘伯承、聂荣臻、贺龙、陈赓、蔡廷锴、周士弟……（还不要说在大队人马里跟着跑的林彪、陈毅等人），几乎集中了共产党当时的党政军全部精英人物。但是，起义旋起旋败，两三万正规军、一大帮声名显赫的将领，不到三个月就灰飞烟灭，败得连还手的力量都没有。其影响力不如以工人纠察队为主的广州起义、其生命力甚至还比不上由一伙农民搞起来的“海陆丰暴动”。现在看来，原因就在于领导者忽视了与基层士兵的团结和沟通——以旧军阀哗变的方式对抗新军阀，结果是必败无疑。
比如，二十军的一师和二师都没有建立党组织，而第三师则是把积极分子集中在一起，不仅没有对外开展政治工作，反而与其他部队的关系格格不入，动辄就批评其他军官“很坏”、“贺军长很卤莽”。所以，像“苗族老汉”那样的士兵，从头到尾也没弄清为什么要暴动，这样的“起义部队”，一遇到挫折，岂有不落荒而逃之理？
任何人都不是天生的领导者，就如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具有“战无不胜”的先天优势。在共产党组织武装斗争的初期，出于幼稚，领导者过多地把希望寄托于“精英”的“惊世之举”、忽视了争取基本群众的支持，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当然难以取得好的结果。
因此马甲认为，三大起义中，秋收起义的领导水平是最高的，毛泽东对政治的理解远远高于当时的其他人。政治的目的，归根结底是由少数人导演、请多数人唱戏，而不是自己入戏、让别人看热闹——得不到民众的参与，无论再伟大的“精英”、拿着再漂亮的剧本，也非演砸了不可。
参加“八一起义”的贵州人，大多不是被打死了、就是跑回家继续当黔军，但也有坚持走正道的。
比如二十军一师三团的营长罗统一（贵州镇远人，侗族），参与创建了湘鄂西根据地，还成为红军的师长，可惜，1932年被左倾分子错杀了。
说到错杀，被张国焘杀害的旷继勋也是贵州人（思南人，布依族），他当时的地位更高一些，红二十五军军长。
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混得最好的贵州兵应该算是杨至成（三穗人，侗族），1955年的开国上将，军事科学院的副院长。1927年8 月的时候，杨上将是二十军三师的连长（也就是“苗族老汉”说“走不得路”的那类人），但人家杨连长终究还是坚持走到底，并且走到了开国大典的礼堂上。
其他人还有很多，有的参加了红军、有的搞兵运工作、还有的当了地下党，个别的活到了解放后，大部分都牺牲了。关于他们的情况，马甲我也说不大清楚了。
一般情况下，地方军阀在保护自己领地的时候，都会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勇猛顽强，湘军如是、桂军如是、川军如是、青马如是，滇军、晋军亦如是。
可黔军却颇为不同，任凭红军在贵州往来纵横。共产党在黎平开会、在遵义开会，黔军概不打扰；红军把娄山关登了两次、赤水河渡了四次，着急上火的始终只有川军；黔军守着“乌江天险”、却没有派多少兵力抵抗，基本上采取的是“避战”策略，比起他们先前与桂军、川军、滇军的几番恶战，黔军此时的态度真是有天壤之别。
这当然是因为黔军的战斗力太差。可是，差不差是一回事，打不打又是另一回事，黔军固然挡不住红军，但黔军主力也并没有受到红军的重创啊。
由此，马甲猜测：莫非黔军已然知道，红军并不打算在贵州停留（甚至也不准备在当地发展红色武装）。所以他们的任务只是让红军休整一下，开个会、拨乱反正，然后就礼送红军出境。
黔军与红军有那么多的关系，双方沟通起来应该不会太困难吧——当然，这只是我的瞎猜，一点证据也没有。
说到底，马甲只是因为在贵州生活过多年，想替黔军找回一点面子罢了，呵呵。
第三十二章
1944年秋，日本侵略者为了把中国战场和东南亚战场联成一片，相继攻占了湖南的衡阳和广西的全州、桂林、柳州。
11月26日，日军第三师团（代号“山”部队，师团长山本三男）越出广西、向贵州南部发起进攻，荔波县长陈企崇闻风而逃，当地士绅只好推举本地人周继武组织临时政府、收拢各乡的保警队。
周继武这人挺聪明的，他随便找了块烂木头刻了个“代理县长”的印章，表示自己并不想“篡权夺位”。果然，木头公章用了没几次，国军就回来了，国民政府于是没有追究他“自任县长”的责任。
当时，负责防守黔南的是杨森的部队。12月3 日凌晨，国军二十七集团军第二十六军（军长丁治盘）撤离荔波县，他们向上级报告说“本部苦战不敌，被迫放弃阵地”，于是，各大报纸随即刊登了“荔波沦陷”的消息。但其实，日军这时离县城还远得很，杨司令和丁军长根本就没有见到日本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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