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到如今也没人知道这四个日本兵到底是执行什么任务的。从他们前出大部队的位置来看，可能是侦察探路的尖兵，但是从他们的所作所为来看，又像是寻找食物的搜查队。
几个鬼子兵先是在石板寨外的坡地上站了十多分钟，观察了一下环境，然后就肆无忌惮地进了村子。进村以后不说话也不打招呼，两个人一组的分成两队、到各家各户东翻西翻。
“苗寨”的建筑是人畜混居的。条件好一点的人家楼下养牲畜、楼上住人，而一般人家就没有牲畜圈棚，猪啊羊啊之类的动物，白天在院坝里逛来逛去，晚上就和人一起睡觉（当初的目的是为了防范野兽，这当然很不卫生，现在已大为改善了）。
鬼子一进门，就在“桃屋”（供奉牌位的正房）、卧房、厨房、谷仓以及各“家禽活动场所”里窜进窜出，整得鸡飞狗跳。
村民们很生气，他们弄不清这几个“拿枪的”是什么人。
那时候，包括水族在内的各类“苗民”很少主动向政府纳粮交税，通常都是由“公家人”下乡强行征收。因此，寨子一年当中被政府抢几次也是“为国家尽义务”的一种方式，没有什么稀奇。可是，以往“征粮”的时候，“公家人”都要与寨子里的头面人物客套几句、先讲讲礼节再动手，像今天这样不打招呼、闷着头乱翻的情况还真是少见。
村民之中，最生气的是姓潘的人家。
潘姓是水族的大姓（这个“潘”是根据水族语言的音调翻译过来的，和汉族的“潘”姓没有关系），水族村寨的头面人物几乎都姓潘，石板寨也不例外。看见几个“拿枪的”这么不给面子，一帮姓潘的小伙就围住族长的儿子潘发，商量着怎样才能出口恶气。
正商量着，两个鬼子兵从屋子里出来了。这俩小子东张西望，发现寨子边上有一口鱼塘，顿时高兴坏了，找来一把锄头扒开塘坝，开始放水抓鱼。
鱼塘是潘让家的。潘让有个姐姐叫潘傲，据说非常漂亮、非常能干。水族女子是负责管家的，所以她们的社会地位比汉族女子要高一些，也比较泼辣。潘傲看见鬼子扒鱼塘，连忙跑过来、比划着说“你们可以抓几条鱼去吃，但如果把水放光了，塘里的鱼就都活不成了……”。讲了好半天，鬼子也不理睬，潘傲急了、就去抢小鬼子的锄头，推来扯去，三个人都跌进了水塘。
围观的人们都哄笑起来。鬼子恼羞成怒，从腰间拔出刺刀，当场把潘傲给捅死了。
看见这情形，村民们愤怒了。潘发首先冲了上去。爬上塘坝的一个鬼子刚端起步枪，就被潘发揪住枪头向上一托，“啪”的一声，子弹打飞了。其他伙伴立刻涌了上来，锄头、石头一阵猛砸，当场打死了鱼塘边的两个坏蛋。
这时候，另外的两个鬼子正在潘锦老汉的家里喝“棒棒酒”。
在贵州的“苗区”，小康人家的屋里都有个小酒灶，自家烤制米酒或者包谷酒。自酿的酒没有经过勾兑，酒精度数说不准，刚喝进嘴里很温和、多喝几口就上头，贵州有句俗话说“棒棒酒，打脑壳”，意思是喝多了这种酒、脑袋就像被棒子敲过一样，疼得很。
两个鬼子进屋的时候，潘锦老汉正在给新酒装坛。看见来了客人，他就很热情地邀请“公家人”品尝品尝。这俩鬼子也不客气，尝了一口觉得没什么劲道、还有点甜，于是就以为“棒棒酒”和日本国的清酒差不多，左一杯右一杯地“米西米西”起来。
正喝得高兴，外面响了一枪，屋里的人都站起来四处张望。小鬼子喝高了、没看清楚，潘锦老汉却看明白了，一转身，抱起鬼子兵的两杆大枪就跑出了门。两个鬼子这才反应过来，“叽哩哇啦”地怪叫着追下楼，追到场坝上，看见一大帮手持猎叉、大刀的村民围了上来，顿时酒都吓醒了，“哇啦哇啦”嚷了几句，转身朝寨子外面逃。
直到这时候，石板寨的村民也没弄清这四个“拿枪的”是什么人，所以并没准备赶尽杀绝。他们心想，杀了两个罪魁祸首已经够意思了，剩下的两个跑掉也就算了。没想到，两个鬼子“咿哩哇啦”地一通叫唤，却让潘秀辉听明白了。
潘秀辉是石板寨里为数不多的见过世面的人。他曾经在外面贩卖生漆，东边去过洞庭湖、北边去过重庆府，能够识汉字、懂汉话，见多识广。鬼子一开口，潘秀辉就听出他们不是中国人，立刻喊道：“是日本人，不要放跑了！”
寨子里的人一听是日本兵，顿时来劲了。这时，抗战已经持续了七八年，大家都晓得全国人民都在打鬼子，都知道杀日本鬼子是蒋总裁批准的事情，合理合法，而且杀得越多越光荣。
于是，全村老少精神焕发、士气高昂，分成几路追赶上去。
两个鬼子兵落荒而逃，跑到鸡贾河边就分开了。一个趟水过河、另一个顺着河岸往前跑。村民们一边追、一边拿石头砸他们两个。岸上的那个鬼子先被砸中了脚踝，“扑通”一下摔倒在地，立刻被赶上的人群打死了。
河里的那个鬼子淌水走到一半，看见河对岸已经站满了人，就只好站在河中间连连叫苦。两岸的人都拿石头砸他，这倒霉的家伙想了想，脱下衣服捂住头、又一步一步的走了回来。回到岸上，鬼子先去摸了摸自己的同伴，发现他已经死了，就咧开嘴巴哭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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