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星期日上午10时左右，吴醒亚、潘公展二人陪同一位穿青色长衫、身材瘦小，文弱似营养不良的小学教师模样的朴实中年人来到，黄认识来客是自己昔时曾受过其指教的前辈，”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CC系的最亲密的战友陈布雷先生。他来到之后，同丁默屯和黄打了一个招呼，未坐下就对黄说：‘请你引导我上你的办公室去，我有东西要你帮着抄写。’黄一面答允着，一面就引导陈到自己的办公室，请陈坐在丁默屯日常办公的座位上，并给陈准备好的纸笔。陈一面命黄坐在他的对面，一面对黄说：‘等我写完一张，就请你用蜡纸钢板刻写一张，二人同时工作，可以快些完工。’他边说边就开始工作起来。这位先生，真不愧是名扬四海的文章高手，在不到两小时之内，就一口气写成了各约千余字的两篇文稿，一篇较长的是《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成立宣言》，另一篇是《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纲领》。前者的内容，现在脑中只留有个模糊印象。似乎是说必须保持和发扬中国固有文化的精粹…，为了适应世界潮流和中国特殊国情，中国文化今后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三民主义的精神与国家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相结合的道路；必须是反对共产主义，而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基础，‘极权统制’的前途。文中以‘黛获不同器’来强调共产主义同中国本位文化之不能共存的道理。后一文约略列举了如下几点纲要：一、开宗明义公开提出了‘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最高信条；以能竭忠尽诚，信从拥护这一信条为国民之最高和最光荣的道德品质。二、在政治上要求实行大一统中央集权法西斯独裁统治，强调‘攘外必先安内’，坚持剿共，反对团结进步，诽谤御侮抗日。三、在经济上要求统一全国财政金融，实现国有制和私有制并行的中央集权官僚垄断资本的‘统制经济’。四、在文化教育上实行保持和发扬中国固有文化，接受和发展西方先进科学，反对不适合国情的破坏性的共产主义、马克思斗争学说和全盘西化论的奴隶思想。在适应中国特殊国情的‘中国本位文化’的基础上，实行‘文化统制’政策。五、在军事上，必须实施军队国有，集中于中央政府，任何党派和社会集团不得拥有武装力量。政府有权剿灭、收编、改编任何土匪部队和地方或私人武装。‘必须先安内然后始能攘外’，必先充实国力，完成统一，始有国防外交。……这两项文件，当时由黄敬斋在陈布雷的亲自指点下，用蜡纸钢板各刻写油印了百余份。接着于三日之后，当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借原法租界爱麦虞限路中华学艺社大厦礼堂举行成立大会时，在陈立夫、吴铁城、程天放、张道藩、周佛海诸人亲临主持的仪式上，宣布通过文件后，分发给了到会的人士和上海各报社通讯社的现场记者。于当日晚报和翌日早报上，连同成立大会的新闻，全文刊出。”
陈立夫组织“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的意图本是抵制“复兴社”“中国文化学会”的进攻，所以该会一经成立，双方立即开战。
首先，双方在大学教授和文化界名流中展开争夺战。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属政学系，和双方既有矛盾，也有勾结，这次乐得坐山观虎斗，看两派都打得头破血流。他两派都不得罪，哪一派邀请开会，他都参加。有些大学校长和教授，是两派都得罪不起，所以也两面都参加了。但从干得活跃热闹上说，文化学会似乎影响更大。因为文化学会吸收了大批大专学生参加，这些人在“复兴社”分子的鼓动下，干劲十足，所以，文化学会首先在声势上超过了文化建设协会。
萧作霖指导下的“中国文化学会”浙江分会成立后，组织了一个名为“文化前卫队”的组织。这个组织举行宣誓典礼时，邀请“中国文化学会”总会和上海分会分别派员前往监督和观礼。由于萧作霖身兼总会书记长和上海分会党务理事，便由他一人同时代表总会和上海分会前往参加。萧作霖携带的礼品很特别，是一把剑和一把大刀，剑作为总会的礼品授与，大刀作为上海分会的赠礼，用意是以刀和剑象征铁和血为“文化前卫”精神。宣誓典礼在一个广场举行，会场布置得非常庄严。“文化前卫队”的队员共有三四百人，都是浙江大学、国立艺专学校以及中央航空学校与浙江警官学校的学生和少数高中学生。队员们都穿着整齐的学生制服，排成一个营横队站着。队长是浙江警官学校校长赵龙文，站在营横队前方正中的营长位置。参加观礼的人大多也是大中学生，有1000多人，围拥在这个营横队的后边和左右两边。典礼开始，首先是举行宣誓，全队肃立，右手握拳举起。宣誓由赵龙文领头，他念一句，全队队员跟着念一句。监誓人是萧作霖，立正站在主席台正前方。宣誓完毕，由浙江分会常务理事蒋坚忍代表分会为“文化前卫队”授旗。队长赵龙文按照军队礼仪正步走到主席台前受旗，两手向右前方前伸举旗正步走回原位置，将旗交给跑步前走的护旗兵，再照样正步走回营横队的排头举旗肃立。接着举行阅兵式，由萧作霖代表总会授剑，代表上海分会赠刀，在萧作霖和蒋坚忍讲话后，最后由赵龙文答词，于是奏乐表示宣誓典礼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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