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文化建设运动纲领草案”，只有12条，绎其要旨，约有三端：一是要有独立性；‘·中国的一切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社会……必须建立一个完整而适合中国社会背景及中国人民需要之独立制度”。要独立，就不能成为他国的精神奴才，更不能变做他国的侵略工具。因此主张，第一：“各种课本及参考书籍，应于5年内一律译成本国文字讲授，除外文课参考书籍，应于5年内一律译成本国文字讲授，除外文课程外，如5年后教师仍以外国语文讲授者，众以为耻。”第二：“凡留学生‘因所习他国语言文字，思想趋向不同，而是生隔阂，相互歧视、排挤、嫉妒，致有派别争端，无形为他国作文化侵略工具，而影响新中国文化之进步者，应为国人所鄙弃”。二是要能发扬光大：一面“要在十年内，将固有文献加以全部整理，去芜取精，分类编成书，俾学者易于学习，易于此照研究，并可向各国宣传我们文化的优点，仰中国之优良文化，为世界所重视”。一面希望“中国各大学要在短期内建立有可以为世人取法的学科，使他国青年亦可来中国就学，以便文化交流，且对世界学术上，不致成为徒享其成而乏贡献之学校”。三是要求进步：“中国对于现代科学必须提倡，并须切实学习，迎头赶上，以我们民族固有的聪明才力，必须继承过去光荣之历史与创造发明之精神”。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文学、美术、音乐……以及生活方式等特有之风格及优点”，除违背时代及新道德标准者外，固当“保持发扬”，但对于“他国特有之风格及优点”，亦当“尊重与理解”。至对于“中国语言、文字之统一，必须利用最新的工具促成之。以5年为期，如5年以后……不懂国语不通国文者，众人耻之”。此外，对于提倡固有八德，发挥“爱”的精神，提倡积极、乐观、进取、力行……之兴国精神，反对消极。悲观、畏缩、依赖、自私、浪漫、妒忌、斗争……等亡国现象，亦特别强调。
陈果夫说：“五四运动原是青年爱国运动，后来变了质。有些人想把民族文化的渊源，一刀割断，全盘移植西方文化。这一点，我绝对不赞成。我却赞成白话文，不但赞成，而且实行，因为我觉得白话文比文言文的效果大，容易普及。罗志西同志的一篇文章感慨很多，他怪别人不提倡白话，不重视白话，有点冤枉。以我为例，这些年来我的文章，只有极少数的用文言，还是浅近的文言，其余都用白话，我总不是他的信徒？”
陈果夫说：“蒋梦麟、汤惠芬两先生来访，并兴谈文化：中国本身若不建设文化，成了真空，则任何国家均可利用文化侵略，灭亡中国。吾人固需有强大之军事建设，但军事在非常时期始能充分发挥作用，而文化则无时无地可以或缺。保留旧制度、旧习惯，为中华民族将来着想，实有必要；因外来文化之侵略力大，不能不用此为最佳之抵御防线也。”
3．响应“新生活运动”
1935年11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立夫当选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五届一中全会陈果夫未当常务委员，陈立夫未当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并被推为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土地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及中央财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成立后，陈果夫即约集专家，成立礼俗、教育、出版、新闻、史地、语文、音乐、美术、戏剧、广播等专门委员会，设计了计划纲要与许多具体方案。《文化事业计划纲要》又称《中国国民党之文化政策》，系遵照国文《保持吾民族独立地位，发扬吾固有文化，且吸收世界文化而光大之》的遗训而订定，提经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通过后，复于翌年4月20日，提报中央常委第九次会议通过；陈果夫后来在中央政治学校对学生将该会的组织与计划纲要，有详尽的报告与说明：
本党为执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决议，曾组织了一个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中央派我主持的。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中曾组织很多专门委员会，来研究文化问题。如社会风俗、音乐、艺术、戏剧、电化教育、出版事业等。并订定文化事业计划纲要，计原则3条，纲要20条，以作各专门委员会研究之共同依据。民国27年3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我又约集几个同志提出一个确定文化政策的议案。议案的内容是根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所定的文化事业计划纲要重新整理而成。原则3，纲领22。大会决议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今天我把提案同大家讲一讲。我们要实行三民主义，国防建设，经济建设，固然要根据三民主义来实施，文化建设尤其重要。文化的力量比武力还要大。校长曾说过：外国人估计中国的国力，什么都查察得清清楚楚。有多少枪，有多少炮，有多少兵，可是他们就没有估计到中国5000年的文化力量。我们同日本能够战争如此之久，可以说完全是我们5000年所积聚的文化力。因此，我们建国，不能只讲经济，讲武力，不讲文化。中国的文化除了近代科学不如人之外，其他一切都有我们的特长，为其他国家所不及。今后建国，在文化方面的建设，我们要负很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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