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谈判陷入了僵局。
为了打破僵局，积极争取蒋介石抗日，中共又做出了重要让步，指示潘汉年，“为一致抗日，我们并不坚持过高要求，可照曾谈原则协定”。
“曾谈原则’是原来陈立夫通过曾养甫向中共提出的谈判条件：党公开活动；政府继续存在；参加国会；红军改名受蒋指挥，照国民革命军编制与待遇，但不变更红军原有之组织与领导。这也是当初蒋介石的意思。
但蒋介石已忘了当初的诺言。此时，他正在洛阳指挥大军围攻红军，怎会坐下来与中共平等谈判呢？他拒绝了中共的建议。
11月16日，陈立夫再次邀请潘汉年赴南京会谈。这次会谈较之上海的会谈，陈立夫更无诚意可言。
会谈一开始，陈立夫便告诉潘汉年说：
“蒋先生以为上海谈判我方所提各条件并无不妥，不能放弃。希望潘先生能将此意见迅速转告延安。”
顿了顿，陈立夫又故作理解状，说道：
“我知道这样做实在有些委屈贵方了。但如果因此能达成协议，结成统一战线，驱逐日寇，保我领土主权之完整，受点委屈又有何不可呢？”
尽管陈立夫巧舌如簧，但潘汉年不为所动，潘汉年严肃地说道：
“这不是什么委屈不委屈的问题，为了团结蒋先生一致抗日，我方已做出了重要让步，以贵方提出的四个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而蒋先生却拒绝了这样的提议。试问究竟是我方不愿受委屈呢，还是蒋先生没诚意呢？”
陈立夫见软的不成，便来硬的，他威胁说：
“目前日、德两国已签订反共协定，并且正在拉蒋先生加人反苏战线，中苏关系可能会恶化。如果此时延安方面仍不愿受点委屈的话，到了那时，红军岂不更糟糕。”
潘汉年听完此话，觉得再也没有可谈的了，便站起身来，拱手向陈立夫告别：
“蒋先生既然要加人反苏战线，就不会抗日。那我们今天的谈判也不需要了。”
陈立夫、潘汉年的会谈再一次不欢而散。自此以后，陈立夫虽同中共方面仍有零散的接触、交谈。但由于蒋介石缺乏诚意而始终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
通往延安之路似乎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3．“西安事变”中二陈站错队
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陈果失、陈立夫积极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在蒋平安回到南京后，受到了蒋介石的指责，为此二陈十分恐慌，极力弥补过失。
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50大寿寿辰。由于这时蒋介石正积极充实军备、修筑国防工事，陈果夫想出了一个发动全国各界人士向蒋介石献机祝寿的主意。他的这个建议是向何应钦提出的，理由是：“委座生日，最好发动由各方面捐献飞机，作为寿礼，可固国防”。何应钦表示赞成。这样，一场献机祝寿活动便在全国展开了。
等到10月31日那天，祝寿典礼在明故宫飞机场举行，同时，由各地方各团体举行献机典礼。国民党中央大员，各界代表以及南京市民和学生等参加者很多，场面非常热烈。在献机当天，空军还举行了飞机表演。
这次献机活动，由于全国抗日气氛高涨，民众踊跃捐款，数量非常可观。献机祝寿当天，捐款购回飞机已命名者达50多架。全国捐款已收到的有600多万，未收到的有500多万，总数1200多万元。这次损款所购的飞机都购自美国，由于美国对日本在远东咄咄逼人的气势表示恐惧，又同情中国抗日，所以在飞机价格和性能上都对中国照顾。
空军是兵员少，费用大的兵种。由于财政困难，中国空军此时还在初创阶段，力量单薄，距离可以和日本空军抗衡的目标，远远不及。此次捐款购机，是在此以前中国空军史无前例的一次大采购，对以后中国空军的建设影响非常大。陈果夫任主席的江苏省献机九架，他在10月31日下午乘汽车由镇江到句容，亲自主持江苏全省各力量献机祝寿命名大典，民众到者数千人，各界代表到会者也不少。江苏所献九架飞机来自：1党政系统；2政治军警系统；3小学生；4教职员与学生；5商界；6商界；7商界；8自治人民和农民；9童子军与自由职业者。
此次献机，在献机祝寿活动发起时，明确表示是作抗日军用。事实上既是公开的整顿军备，又是调动全国民众情绪的一种试验，其国际上的敏感性自不待言。蒋介石此时已确认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因而加强军备就是势所必须；但是，祝寿活动是公开地加强军备，此时由于中国准备未周，蒋介石还不愿和日本人明确摊牌。最后蒋介石采取了“避寿”的办法，既接受所捐飞机，又避免了和日本人立即公开对抗。
1936年10月22日，在祝寿典礼的前一个星期，蒋介石偕宋美龄飞往西安，在游历了华山之后，于10月29日，飞赴洛阳。蒋介石此次离开南京的原因，名义上是“避寿”，“闻京中将有盛大庆祝，乃决意离京。”实际上至少还有两个目的，一是部署和协调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央军的陕北“剿共”；二是检查坐镇洛阳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教育长祝绍周和中央军军长樊甫、刘屹等人负责的河南军队整理和沿黄河一线的国防工事修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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