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来信，不计前谦，切盼国民党领导人能激于民族大义，与共产党携手合作。并对二陈寄予了殷切希望。陈立夫看完信后，颇为感动，更加努力于两党的合作，再次邀请周恩来到广州或香港会谈，还希望陕北与武汉电台通过密码直接联系。
国共合作看来前途是一片光明的了。然而好事多磨，不久蒋介石又改变了联共的态度。
本来蒋介石联共是有不得已的苦衷。一方面是因日寇进逼甚急，而英美对日妥协，蒋介石无奈只好联苏、联共以抗击日本，另一方面是因国民党内部反蒋势力联合起来，惜“抗日”之名，欲打倒蒋介石。蒋介石为应付反蒋派，也需和共产党缓和一下。
到了9月，国内外形势却发生了变化。英、美原以为日本占领东北后，是作为进攻苏联的准备，故而对日妥协。不料日军战领东北后，不是北向苏联，而是南下华北，欲灭亡整个中国，这就大大损害了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英美不能容忍日本在华北的扩张。于是，英美对日态度比以前强硬起来，英国还答应贷巨款给国民党。在英美的压力下，日本人也稍稍收敛了一些。另外，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联合起来倒蒋的“两广事变”也平息了，李、白等通电表示服从“中央”。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认为红军三大主力部队虽已会合于陕甘宁边区，但人数已减少到3万人，力量有限。而此时日人有所缓和，党内已经“统一”，是集中国民党力量，消灭红军，取消革命根据地的良机。于是蒋介石策划集中兵力，围攻陕甘宁边区。
既然如此，那么国共谈判在蒋介石看来纯属多此一举。于是他命令二陈故意抬高谈判条件或尽快结束这场谈判。
蒋介石既做如是想，二陈便积极替主子卖命了。
11月10日，上海沧州饭店，陈立夫会见了中共代表潘汉年。
会见时，气氛很沉闷。陈立夫摆出一副阴冷的面孔，睥眇地看着中共方面的人员，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中共代表潘汉年虽然年仅30岁，但经验却十分丰富，他早年只身闯入上海文坛，成为一名很有影响的“十字街头”文学闯将。嗣后又投身革命，曾担任中央特科二科科长。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他练就了一双敏锐的眼睛。今天的这场会谈一开始他就感觉到有些异常，他暗暗叮嘱自己，今天的这场会谈，一定要牢牢把握住原则，不能松懈，不能给陈立夫以可乘之机。
会谈开始了，潘汉年站了起来，以他那惯有的学者风度，有条有理地说明了中共起草的《中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提出了许多合情合理的建议：
——双方派全权代表谈判，订立抗日救国协定。
——双方共同努力，实行对日武装抗战，保卫与恢复全中国之领土与主权，实现抗日救国联合战线。
——国共两党派出同等数量的代表组织混合委员会作为经常接洽与讨论的机关。
——国共双方均保持其政治、组织上的独立性。
——为实现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应采取一系列必要的步骤，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划定红军适宜的屯驻地区；改革现行政治制度。释放政治犯；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建立全匡统一的军事机关；与苏联订立互助协定等等。
陈立夫聚精会神地听着潘汉年的发言。说老实话，陈立夫从内心里佩服共产党，认为这个草案确是无可挑剔的。但蒋介石在会谈之前，就已经给他下了密令，无论如何也不能承认中共方面提出的这个草案。故而他在一面专心听潘汉年的发言，一面又在思考如何刁难中共，让中共知难而退出谈判。
潘汉年的发言完毕之后，陈立夫接着发言，他故作坦诚的模样，说道：
“既然共产党开诚合作，那我就好任意提条件了。首先，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中共军队最多编3000人到5000人，师以上干部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才录用，适当分配到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如果军队能如此解决，中共所提的政治各点就好考虑了”。
陈立夫的“真诚”并没有蒙住潘汉年的眼睛，他一眼看穿了陈立夫的险恶用心，如果交出了政权与军队，那么中共拿什么与国民党抗衡呢？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不就吃了没掌握军队的亏吗？陈立夫所提的条件决不能答应。
陈立夫的话音刚落，潘汉年就站了起来，严正指出：
“你这是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当初邓文仪在莫斯科活动，曾养甫派人送到苏区的条件都不是收编，而是讨论合作。你这些条件当是奉了蒋先生之命才摆出的，蒋先生目前有此想，大概误认为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了，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之提议。”
潘汉年的话一下子揭穿了陈立夫的老底，陈十分尴尬，无言以对。沉默了十几分钟以后，陈立夫又厚着脸皮说：
“你我均非军事当局，无权决定军事。能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蒋先生愿和周恩来面谈。”
潘汉年一口回绝了陈立夫的建议。他说：“在你们这种苛刻条件下，周恩来是不会出来和你谈的。”
“如不把贵党的条件报告，暂时停战的条件不解决，我想他是无法出来的。”潘汉年十分肯定地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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