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二陈毕竟是蒋的亲信，虽然在西安事变中站错了队，蒋介石还是让他们为自己做事。西安事变后，国共双方的谈判仍由陈立夫主持。
西安事变虽然迫使蒋介石停止了内战，并坐下来与共产党谈判，但蒋介石却不肯根本放弃中共必须解除武装，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的方针。陈立夫由于在西安事变中站错了队，挨了蒋介石的骂，这时就不得不更加跟紧蒋介石，以弥补西安事变中的错误了。
1937年5月，国共双方在南京谈判。陈立夫即指示参加谈判的国民党代表张冲、康泽：
“第一，关于边区辖境问题，委员长说过，多划一两县，少划一两县，没有多大关系；第二，关于边区隶属问题，不给它隶属于行政院，要它隶属于陕西省政府，不然，他们就要直接找行政院的麻烦；第三，关于边区主任的人选问题，要求他们在于右任、张继、宋子文三人中择一任命；第四，释放政治犯问题，就是要他们开名单，等他们开来后，我们借口向全国调查，可以任意拖时间；第五，关于办报问题，这不能准他们。
陈立夫的这些指示，根本不敢超出蒋介石限定的范围。
但抗战全面爆发后，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二陈都主张抗战。为了抗战，二陈都希望国共两党能尽快实现合作，以动员全国人力物力投入到抗战中去。
1937年8月，中共代表博古、叶剑英与国民党代表康泽、张冲在南京谈判。谈判期间，陈立夫虽没有公开露面，但每一次谈判前，陈立夫都要召见康泽、张冲两人，指示意见；每一次谈判后，也要康泽、张冲汇报情况。在陈立夫的指示下，康泽、张冲等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稿上签了字，同意了中共所提出的政治主张。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也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这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
陈立夫主持的国共秘密谈判终于有了一个好的结果。
第十二章 重庆谈判
1．“执棒与执肉”的叫嚣
抗战胜利，国民党内有人提出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陈立夫听后大发雷霆：“对党内只有一手执《可兰经》，一手执剑；对党外只有一手执棒，一手执肉！”
1945年8月10日下午6时许，山城重庆无线电波中传出了“日本已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喜讯。中央社的墙上立即贴出了“日本投降了”的巨幅口号。
这仿佛是一枚精神原子弹在人群中爆炸，当天晚上，重庆便成了欢腾的海洋。
重庆各报以“抗战胜利和平再造，百万市民热烈狂欢”等大字标题，报道了重庆市10月夜欢呼胜利的场面。《国民公报》报道，“9时许，市区鞭炮大放，较之新年犹为热烈，声音喧动山城。”“大小市街，人行道两侧，市民排列，人如长蛇。”《新华日报》以“山城沉浸在狂欢之中”为题，描写“千千万万市民涌向街头，一片海涛似的欢呼，连珠炮似的鞭炮，狂热的鼓掌声，顿时掩盖了整个山城。”
与此同时，成都、昆明、西安等城市也如同重庆，全都欢喜若狂。
8月15日，蒋介石对全国军民发表广播演说，公布日本政府已正式无条件投降，并宣布即日起放假3天。
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二陈与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
陈果夫已在病中，听说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他的病似乎好了一半，整天接待来访客人并与之长谈，有时甚至通宵达旦，昼夜不眠。
陈果夫善于用诗文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10月21日，是民国元老居正70大寿，他以晚辈身份赠祝寿诗一首：
先知先觉居先生，
仁爱心肠广济人。
五十年来勤国事，
而今司法更严明。
在兹胜利双庆月，
举杯宜称万众心。
国泰乐成人益寿，
再加七十不为增。
一天早晨，陈果夫早早起床，迎着寒风在院里转了几圈，他染上肺病以后，一直习惯于早睡晚起，尤其早晨怕冷，稍有冷风侵人，便咳喘不止，今天他却一点不觉得冷，也不咳嗽吐痰，只觉得精神焕发，心花怒放。他面朝太阳踢踢腿，摆摆臂，活动了一会，仍觉得余兴未减，转身回屋，磨墨铺纸，凝神思索，挥笔写下几副喜联：
胜利还乡，勿忘八年苦战；
和平建国，正是千载良机。
研究科学，必须赶上原子弹；
从事建设，不可习染旧官风。
这些喜联，寄托了陈果夫在政治上希望和平建国，开创新风，经济上希望从事建设，在科学文化方面希望能赶上世界强国的迫切心情。
陈立夫同样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兴奋之中，他找到陈果夫，兄弟二人共道欣喜之情，同时也对国家的未来展开宏图构想。
陈果夫有肺病，早已与酒绝缘，但为了表达自己的欣喜之情，他和陈立夫破例饮了几杯，席间，兄弟俩谈笑风生，各抒己见。
陈果夫饮下一杯，直觉得全身像燃烧起来，脸也随之变得通红，他问陈立夫：“日本人投降了，你认为共产党能不能成气候？”
陈立夫放下酒杯，冷笑一声，不以为然地道：“我敢断言，中国必将是国民党一统天下，也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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