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经营方针，是陈果夫历年来参与国民党各种事物的经验总结，也是他对金融行业发展方向的设想。
虽然陈果夫打着三民主义的招牌，把为农民谋福利摆在重要位置，但细察其内容，除了要设法采取各种形式积聚更大资本，以向各个方向发展外，看不出从哪方面能给农民带来好处。
为了表示他与前任的区别，陈果夫亲自为农行题写了“清慎勤敏”的行风，并解释说：“一人不取谓之清，深筹远虑谓之慎，刻苦耐劳谓之勤，注重时效谓之敏。”
陈果夫十分清楚，中国农民银行并不是单纯的经济组织，它当初成立，就是为了防共反共。
陈果夫担任董事长以后，蒋介石在给陈果夫的信中，仍然十分强调农行的政治功能，要农民银行以经济力量配合乡镇保甲制度组训农民之方法，以更好地反共产党。
总之，要反共，就必须在经济上支持地主，剥夺农民。
陈果夫上任不到两个月，蒋介石就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交给了他。
1946年1月20日，陈果夫收到一个机密件，拆开一看，内容有一条，上写道：
陈董事长，李总经理，王监察：
中国农民银行应本该行既定方针，以发展农业经济、办理农民福利事业，提高农民生活水准为唯一任务，同时并应研究如何利用地方农业金融机构及农村合作事业，以经济力量配合乡镇保甲制度组训农民之方法。希本此指示，所拟该行今后业务计划呈核为要。
中正
民国三十五年元月二十日
此时抗战刚刚结束，国共两党高级会议确定了国内和平的基本方针。蒋介石一面与共产党周旋，一面却积极备战。
与军事行动相呼应，地方乡镇保甲制度正在严厉推行。陈果夫自然知道农行的特殊地位，他为农行制订出周详的计划，积极配合蒋介石的中心工作。
农民银行作为专门的农业银行，中心任务应是农业贷款，土地金融及普通银行业务，其中农业贷款是农民银行的一大特权，这是二笔巨额财政专项拨款，一般分为普通贷款、特别贷款。
普通贷款用于农业生产、加工、种子、运输、副业等；特别贷款用于茶叶、蚕丝等，一般春荒时放出，秋收后收回。
陈果夫为了牢牢掌握这笔款项，亲自拟定了“放款政策”方案，提出优先贷款的原则，对农村的地主富豪、工商业者优先，对官僚资本企业优先，实际上大量资金均进入这些领域。
对一般佃农，陈果夫也规定给予贷款，但佃农自己有1／3资金以上，方可贷款。
当时农村的情况是：佃农生活极端困难，一无土地，二无生产资料，三无资金，只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过活，哪里有1／3以上的资金呢？实际上农贷等于把他们排除在外。
另外，按《中国农民银行农贷办法》规定：发放农贷必须邀请当地民意机关及其有关团体与地方公正士绅协同办理。
这样，农贷发放实际上掌握在地主豪绅手里，他们怎么把这些实惠让给农民呢？
当然，有些地方更加巧妙、乡长、村长、地主豪绅在信用社向他们放款时，他们也填上农民的名字，而实际上他们自己将贷款扣押，到秋收后收款时，农民莫名其妙地要还款，扣掉的钱已经追不回来了，可是银行的钱必须还，最后晦气的当然还是农民。
陈果夫标榜的这种为农民谋福利的农贷业务，实际上是坑害农民。就连当年国民党金融管理局局长李立快也说：农民银行所谓支援农业，实际上是支持了地主、豪绅、还乡团。
陈果夫所领导的中国农行，经他稍加改变，又成了农产品的最大承包商。
农产品在国内是大有利可图的商品，又是出口的重要物资，抓住了粮食等农产品，就抓住了中国最大的财富。
陈果夫支持农行各分支机构，大量设置仓库。但是，他又不愿用现金去收购，而是按在江苏设计并得到蒋介石赞同的方式，即用粮食库券来收购老百姓的农产品，农民将用自己血汗收获的粮食交到农行仓库，得到的是以当时价格折合的农行自己印制的代价券粮食库券。
农民也可凭粮食库券按市价到粮仓兑换粮食，这样，农行一张废纸，即囤积了大量的粮食。
任凭这粮食库券的一进一出，农行即收益不少，而当粮食价格暴涨时，或将这些粮食运出境外时，农行的收益则难以计量了。
当时，解放战争正激烈进行，为了应付第三次国内战争，蒋介石需要大量军粮，原由国民党政府粮食部收购，但粮食又一是收不起来，二是大量贪污粮款，蒋介石便将收购军粮的任务交给了陈果夫。
仅1946年11月至1949年3月，农行就从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收购军粮146万市石，而1947年底到1948年初，农行在南北主要产粮区购进军粮50万石。
对此，南京政府非常满意。
1949年1月4日，蒋介石发电给农行董事长陈果夫和总经理李叔明，嘉奖他们购办军粮，颇获成效。
陈果夫更是卖力，他曾设想将收购粮食完全纳人农民银行的业务范围，后因全国解放，，这一设想成为泡影。
对于农贷和粮食收购中的获利，陈果夫并不满足，他在主掌农行以后，其业务活动的重点转向信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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