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1月12日，陈果夫成为改组后的中财委主任委员。为国民党自筹党费，这就成了陈果夫堂而皇之的金字招牌。陈果夫打着这个金字招牌，干开了他的“被人称道”的党营事业。
抗战胜利后，一大批敌伪财产需要清理接收，而当时正处于新旧交替之际，社会秩序混乱不堪，系统紊乱，权责不分，有利要争，遇事相倭，形成无组织状态，因此，“接收”被当时人称为“劫收”。一些贪财枉法之人乘火打劫，大发接收财，国民党的官僚、党棍、军官、警察等党政军警各部门的大小官员都纷纷投入这场大洗劫中，老百姓讥讽为“五子登科（即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难怪有人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二陈兄弟正是把握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以国民党党政高级委员的身份，也参加了这场抢劫财富的没有硝烟的战争。
在大接收中，由于陈果夫的积极活动，蒋介石特别允许在接收敌伪产业中划出一部分为“党营事业。”。
1946年3月，国民党举行六届二中全会，二陈提出了“党营事业的建立和管理计划方案”，由于蒋介石先前已经同意了，虽然党内多派意见分歧，结果方案还是获得通过，决定接收敌伪工商业时，拨出5000亿元为“党营事业基金”，并且由二陈组织该基金的专门管理机构，这样，二陈便可名正言顺地接收了。
可接收的财富实在太多了，陈果夫不失时机，瞒住了那些大有发展前途的日伪大中型企业。以他的派头，一哄二诈三压，一个个的日伪企业就变成了陈果夫的党营企业。
陈果夫是在金融方面首先接收了日伪台湾银行，不仅得到了该银行的一般资产和房屋，还得到了存在银行的日伪从中国民众身上搜刮去的大量金银财富。
随后，二陈开始接收日伪工商企业。陈果夫看中了山东青岛的几家大工厂，便指示手下的CC系人物组织了一个所谓的“齐鲁企业公司”，接着便向敌伪产业管理局提出要购买全国最大的青岛橡胶厂及青岛啤酒厂等一批大型工厂，敌伪产业管理局哪敢说个不字，既不评估资产，也不经核算，随便开出了200亿元的低价。
陈果夫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多家大工厂，竟只要如此低的价格，并急忙向四联总处借来360亿元，交出200亿元，还多余160亿元。
青岛橡胶厂等工厂到手后，即将堆在仓库的成品出售，仅此一项，就还清了四联总处的全部借款。
这亲，二陈兄弟一文没出，不仅得到了这些大工厂，反倒落了160亿元的现款，这可说是千古没有的事。
陈果夫不仅善于“劫收”日伪企业，更懂得如何经营这一企业。
1947年8月，陈果夫亲临青岛，视察齐鲁公司。当时青岛烤烟厂刚由农民银行购得。他在视察了这些企业后，又对经营人员进行仔细询问，了解各企业内部现状及经营情况，并指示他们，要站稳脚跟，同时又要大力发展。
力求发展，则必须采取多种经营方式。齐鲁公司果然不负众望。3个月后，齐鲁公司就以崂山矿泉水制作的青岛啤酒，涌向上海并迅速占领市场。
与此同时，卡车轮胎、三角带、橡皮管、红白橡皮板，多种胶鞋，以及文明、中山、学士、自由等套鞋，各类长统靴等，也迅速充斥上海市场。
除了接收日伪财产外，陈果夫开展“党营事业”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利用其金融优势，投资工商业，通过投资，逐渐控制这些企业，最后全部拉过来，成为陈氏企业。据粗略统计，截止1947年，陈果夫的农民银行共投资77个单位，投资额达170多亿元。
投资金额较大的有太一实业公司，庐山电力挑车公司，中国农业机械公司，通济贸易公司，中国造纸厂，中国汽车制造公司，重庆电力公司，川康实业公司，中国麻业公司，甘肃矿业公司，江西兴业公司，上海中兴制药厂，中原煤矿公司，贵州煤矿公司，昆明电力制钢厂，中国植物油料厂，中国轧钢厂，上海水泥公司等。
投资单位及农产品加工运输、农业机械、制茶、棉织。麻织、毛纺、造纸、酿榨、制药等，还有对文化、公用事业的投资。
1946年，按陈果夫的指示，原来属国民党中央管理的新闻、文化、广播等事业单位，纷纷改为企业化形式，从由中央国库开支变成企业经营单位。还筹备了中国农业教育电影公司，由陈立夫任董事长。
1947年，陈果夫在无锡创立中国塑像公司，并自任董事长。按他的设想，将古今名人肖像塑成泥像，成套分装，其中并附名人传记，既可起教育作用，又是国内外市场上的畅销货。
陈果夫对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系统的控制，最初是从反共的目的出发，经营包含经济原因，因此，比之其他人，陈氏兄弟控制文化系统是不遗余力的，这就使他们最终独占文化新闻事业。
二陈掌管的“党营”文化事业单位有：中央广播公司。农业教育电影公司、中国新闻事业公司、中国文化服务社。正中书局、大东书局、《金融日报》、《商报》、《民力报》。《大刚报》、《东南日报》、《中央日报》、《东方日报》等。
后来，陈果夫还通过银行投资，成立了一些新的文化企业，如自由论坛报公司、中国文物公司、《中美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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