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月14日，陈果夫在日记中写道：“中国政治之不能上轨道，由于学无系统，亦无中心，学人群趋于皮毛之研究，各是其是，以至不能产生一贯之政策而成今日之局。”
1946年9月24日，陈果夫又在日记中写道：“政府之经济政策总行不通。一、为思想不纯正；二、有自私心者从中作弄；三、人事复杂，不能专心办事，事前亦不专心训练；四、事前未有准备；五、自欺欺人；六、人多而智识不足，三头六臂，如何可以做好。
陈果夫认为，造成国民党危机的有几种原因：
一、经济无办法；
二、下面基础太差；
三、留学生大半为自己，很难断定他们抱有爱国热忱；
四、文武官吏腐化；
五、上好大言者；
六、官吏习于欺骗。
陈果夫说的第五项，显然指的是蒋介石。
随着蒋介石军队在各个战场上的失败，陈果夫对蒋介石的批评指责更加尖锐。
1947年6月4日，陈果夫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对与会者说：“现在情况很糟，问题不在下面，而在上面。各省主席均想做好，但制度、作风及革命工作无中心，无目标，自然会到此地步。”
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导核心，陈果夫声称“无中心”，显然是在指责蒋介石没有起到核心作用。
1947年12月28日，陈果夫又对蒋介石军事上的才能开始指责：“国共作战目的在经济，尤其在东北。此次攻势似甚严重，因煤与米均感困难，不能不守。”
“我由面缩成线，又有线缩成点，一切处于劣势。军力不够用，因为一重要原因，所用兵似不无问题。”
随后，陈果夫又对蒋介石的经济政策进行批评：“中央公布财政经济紧急措施办法四项，自力更生，我甚赞成，但无外援及充分准备，不免带些冒险性质，其中公务员薪水给定得太少，明定大洋一元，换取金元券二元，是物价在人民心理上比战前多加了一倍；而高级公务员薪水反而打了一个二折，比照战前则为一折，如何令人生活，将来毛病必自此起。”
1948年，蒋介石支持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蒋经国那种雷厉风行的手段，实际上是引起了整个国民党内部贪官污吏阶层的恐惧，所以，这些人群起而攻之，蒋介石只好停止了“打虎”运动。陈氏兄弟趁机推波助澜，最后把蒋经国赶出了上海。
解放战争后期，以蒋经国为首的三青团派逐渐崛起，企图以团代党。
二陈为此深感不安。
这天，二陈找来一些CC骨干分子密谋，大家认为，蒋经国的势力已不可忽视，这对掌管党的CC派来说，无疑是严峻的挑战。
最后，大家想出了一个妥协的办法，即“党”、“团”实行合并，与消弥三青团与CC派的矛盾。
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由庞镜塘等人提出了“党与团应统一领导”的提案，这一提案得到蒋介石的赞成，他也认为这是处理党团关系的最好办法。
蒋介石曾说：“党、团如再不合并统一，最后的结局惟有同归于尽。”
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做出决定：“撤销三民主义共青团，归并本党。”
蒋介石为了表示不偏向三青团，便将统一事务交给陈立夫与吴铁城、陈诚具体办理，没让蒋经国插手。
1947年9月9日至13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暨中央党团联合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统一中央党部党团组织案》，实现了党团合并。
二陈虽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但以蒋经国为首的大批原三青团骨干，却一跃成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
二陈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他们想合并三青团的企图被蒋氏父子代替了。
从此，“蒋家天下陈家党”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1948年岁尾。上海。
随着蒋家王朝末日的来临，国民党的达官贵人都开始清理财产准备外逃台湾。
此时，淮海战役已经结束，国民党以80万军队对共产党60万军队的决战，以失败而告终，平津战役打得正酣，人民解放军的大炮直指长江南岸，南京解放，全国解放已是时间的问题。
面临这种局面，陈果夫的病也一天天加重了。
一些亲朋好友来劝陈果夫到台湾养病，陈果夫故作镇静地说：“余实不能打算私事也。人生之命实不能由自己作主，如其事业可随便放弃，生命即失却主宰，余病多年而不死，即因有事业维系之故，今如放弃事业，即无命可逃。况且此时何能庸人自扰耶？”
陈果夫安慰别人，却安慰不了自己，他开始为自己的生命担忧了。
眼看病情一天天加重，连日吐血不止，再加战事慌乱，心境不佳，陈果夫精神恍惚，情绪颓废，整日不得安宁。
也许是耐不住疾病的痛苦，也许是不忍看到共产党的大炮打到上海，1948年11月15日，“不能打算私事”的陈果夫，终于拿起笔，给蒋介石写信，提出离开上海到台湾养病。
蒋介石见陈果夫确已到了苟延残喘的地步，况且也正好借此机会把他踢出政界，没加任何犹豫，当即批准。
陈果夫经过一段时间的清理财产，于12月6日晚上，登上中兴轮，前往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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