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的脸上也堆满复杂的情绪，他慢慢站起身来，轻声对蒋介石说：“总裁安歇吧，立夫先回了，改日再来看您。”
蒋介石朝陈立夫点了点头，然后又闭上眼睛。
4．“恩怨俱随哀乐去，泪眼婆娑念旧人”
陈立夫与蒋介石的这次见面竟成了诀别。
1975年3月26日，蒋介石病情再度恶化，经奋力抢救才脱离危险。
此时的蒋介石自知阳寿不多，便于3月29日口授了遗嘱。
在遗嘱中称自己“自京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酥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
其余内容都是训示党人，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等陈词滥调。
4月5日晨，进入弥留之际的蒋介石竟回光返照，他竟起身坐在椅子上，面带笑容，与儿子交谈。
当天下午，蒋介石感到腹部不适，泌尿系统失灵。
晚11点1刻，蒋介石病情恶化，脉搏转缓，血压下降，经奋力抢救无效，当晚11时50分死去。时年89岁。
当日子夜，台湾党政军要员皆赶到蒋介石在台北市郊的草山别墅，在别墅中举行了蒋介石遗嘱签字仪式。
宋美龄、严家淦蒋经国、倪文亚等人在遗嘱上签了字。
蒋介石死后两小时，台湾当局“新闻局”发布死亡公报，把死亡改为“驾殂”。
不折不扣的历代皇朝处理帝王的笔法。
台湾当局又明令从4月6日起，历时1个月为所谓的“国丧”期。
4月6日，国民党中常会作出决定，根据“宪法”第19条规定，由严家淦“副总统”继任“总统”。
当日，严家淦宣誓正式继任第五届“总统”未届满的3年又20天的任期。
在蒋介石治丧委员会一系列人员的名单中，陈立夫的名字列在其中。
在此期间，他参加了一系列吊唁活动，面对蒋介石僵硬的躯体和黄青瘦的脸，陈立夫掉下了几滴真诚的泪。
此时，蒋经国正处于父丧的悲痛之中。
蒋介石死时，他“随侍在侧，悲痛跪哭，昏迷不省”，痛不欲生之中，以至于在蒋介石遗嘱上签字时，手都抖得拿不住笔，好容易把名字签上。
第二天，蒋经国以从政党员身份，向国民党中常会提出辞呈：“经国不孝，侍奉无状，致总裁心疾猝发，达尔崩殂，五内摧裂，已不复能治理政事，伏恳中央委员会念此孤臣率子微衷，准予解除行政院一切职务，是所至祷。”
然而，国民党中常会未批准蒋经国的辞职，勉以“至望深维古人墨经之义，……共竭其效死勿去之忠尽，即所以笃其锡类不反之孝恩。”“衔哀受命，墨经从事。”
致使蒋经国“不得不强抑悲痛，决定接受中常会之命，以孤臣孽子之心，上报党国。”
这种以退为进的手法，与9年前蒋介石“希望国民党同志不要再提名我为候选人”，“最后大家仍推举我”如出一辙。
依法而论，蒋经国的辞职与国民党中常会的慰留，都是与法相悖的。台湾有人批评为“十分荒唐”。
蒋经国作为“行政院长”，应向“总统”辞职，而不是国民党中常会；要慰留“行政院长”的也应是“总统”，而不是国民党中常会。
既然蒋经国决定接受国民党中常委会的慰留之命，在他“头昏不支倒地跪哭”之后，便站起身来，安定局势，收拾父亲留给他的孤岛残局。
蒋介石统治台湾岛20余年，他这一死，台湾局势引起混乱。
面对时局，当时的蒋经国头脑清醒，悲而不慌，哀而不乱，很快稳住了局面。
蒋经国要求宣传媒体（报纸、电视、广播），全面散布哀悼气氛。指示情治人员密切注视社会各界的动态，若有变异，立即采取措施。
蒋经国毕竟也算行武出身，他懂得非常时期掌握军权的重要，只要军队不乱，什么样的局势都好收拾。
他知道，以高魁为“国防部长”、宋长志为“参谋总长”的三军将领对国民党对蒋介石忠贞不二，但为防不测，他还是把一些高级将领作了局部调整。
其中，“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罗友伦调到“联勤总司令”部任总司令，“总政治作战部”第一副主任王升荣任主任。台湾“警卫总司令部”司令尹俊被免职，遗缺由汪敬煦接任。
在整肃了军队之后，蒋经国又转向国民党内，先解除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秦孝仪的职。
秦孝仪有两个罪名：一是由他所写的蒋介石遗嘱，最后竟带上一句“秦孝仪受命承记”，一并发到军队、学校、电视、电台去宣读，使人感到十分别扭。秦孝仪的名字怎么能和“总统”的遗嘱连在一起呢？似乎也成了遗嘱的一部分？
二是秦孝仪大肆卖弄学问，指定各宣传媒体把蒋介石的遗体一律写成“遗蜕”。
“遗蜕”一词起于道家，道士在他们成仙之时，灵魂出窍，到天上成为仙人，留下的躯壳，就像蝉、蛇脱下的皮。而蒋介石是位虔诚的基督教徒，竟拿道家的典故来比喻，已经是不伦不类，更何况“蜕”是一种空壳废弃物，拿“蜕”来比喻总统的遗体，更是有不恭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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