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同那个上尉侦审官最后一次会面。
好几个星期，我留在牢房里，与世隔绝。一个晚上，房门又打开了……
剧情是永远不变的：“收拾你的东西，跟我走……”
又要搬家? 搬到哪里去呢? 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我回到了卢比昂卡。我颇为高兴重新住进我的牢房，差不多觉得回到了家里。人家让我安安静静地过了两个礼拜。然后，一天晚上，十点钟，我又去受审了。一个新的侦审官，是个上校。他接管了我的案子。
他大概四十岁上下年纪，面貌和气。他请我坐下来。气氛是不平常的。他从桌子上拿起一包卡斯贝克牌高级香烟，请我抽一根。战争年代，我抽烟抽得很厉害，而三个月以来，我没有吸过一根香烟了。我看着那根烟……看着那雪白的小烟卷儿。我想抽想得要疯了，但是我说：“不，谢谢，我不会吸烟！”
拿一根香烟，就等于买他们的账，就等于开始投降。他的头一个问题在我的耳朵里引起了奇怪的感觉。
“你身体觉得怎样? 经过这么些审问，不累吗? ”
我是在卢比昂卡吗? 还是在咖啡馆里呢? 已经那么长时间，谁也没有关心过我的健康了！审讯组的头头显然改变了策略……我的侦审官到两点钟左右便放我走了。以后也是这样。这是个很大的进步……有两个月的时间，一直保持这种待遇。我的对手不作记录，只记点笔记。经常他没完没了地谈巴黎，谈布鲁塞尔，罗马和柏林，我发现他对整个欧洲都很熟悉。同我打交道的这个人以前就是个反问谍军官，到过许多地方去“旅行”。逐渐逐渐地，他对我战时的工作发生了兴趣，打听我在布鲁塞尔怎样开展活动，想知道为什么我把家庭带去，收集我对西线战争初期的回忆……他的好奇心是无法满足的。随着我们“交谈”的进展，我深信他完全了解“红色乐队”的历史，但是，他难以明白这个情报网是怎样工作的，为什么那么几个职业情报工作人员竟能开展这样规模巨大的活动。这个问题经常缠着他。“红色乐队”同他想象中的情报网完全是两码事。接着，他有几个星期没有打扰我。我又能入睡了，并且产生了新的希望。这个问题总有一天要解决吧。即使在卢比昂卡的牢房里，梦想也是不禁止的。
我一家人的命运使我很担心。我很清楚通常囚犯的家属会遇到什么情况。但是我无法想象我的妻子和儿女会流放到西伯利亚去，当了犯人的家属，身上必定有可怕的毛病……
有一夜，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告诉我的侦审官：我害怕我家里人的命运比我还悲惨。他什么话也没有回答。几天以后，他告诉我，他见到了我的家人，他把我在开罗买的礼物给了他们，这是他从保管处取出来的。他告诉我的妻子说，他刚从国外回来，并向他们转达我热烈的问候。
“这么说，他们没有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去了？”
“放心吧。他们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即使我并不完全相信他的话，但我安心了；我可以比较容易地忍受囚犯的生活。6月份的一个夜晚，人家清晨两点钟左右来找我。侦审官微笑着问我说：“你猜猜看我去机场找谁呢? ”
“潘维茨和肯特！”
我是有把握的，他笑了。
“还不止这些。潘维茨带着他的女秘书，报务员和十五件行李。他这样积极，还带来了德国在苏联境内活动的特务名单，还有密码本，可以用来译出罗斯福和邱吉尔之间的通讯。 ”
当天晚上，潘维茨和他的喽罗都睡在卢比昂卡。这是历史开的一个大玩笑：“红色乐队”的领导人和别动队队长都在同一个监狱里，相隔不过数米。
这一夜，审问的内容是潘维茨和他所犯下的一长列罪行。
我对侦审官叙述了苏珊·斯巴克和费尔南德·包里奥尔怎样被害以及潘维茨怎样企图消灭罪证的。
在这四个月里，我们详细地谈到了有关“红色乐队”的一切事情：“大赌博”，同朱丽叶的会晤，同柏林的关系等等。第五个月里，我没有受到审问，侦审官根据他的笔记书写侦审记录。
有一天晚上，他叫人来找我。他递给我一份文件：“这就是记录，你阅读一下，如果你认为确实的话就签字。”
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我感到震惊。这里面写的同我告诉他的情况恰恰相反……
“请听我说，上校，我们当中，肯定有一个人丧失了理性……这个记录从第一行到最末一行都是捏造的。”
“那么说，你不愿签字罗? ”
“可是，你总不能认为我可以在这四页捏造的事实上签字吧! ……”
他毫无表情……
“你不签字? ”
“当然不签！”
他把文件拿过去，放在桌子上，好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似的，转而谈论些无关痛痒的问题……这出滑稽戏继续了两个星期。“你签字吗? ”“不签。”“那么说，你不愿签字? ”“不! ”“为什么你不愿签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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