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军官对我说：“怎么样? 你觉得怎样? ”
“谢谢，很好，我十分高兴。”
我的答复似乎使他吃惊。
“十分高兴? 可是你整天干些什么呢? 独自一个，看不见人，没有书看。”
“书? 我正在写着一本呢！”
他们会意地你看我，我看你。这种“治疗”似乎不是没有效果的……
“一本书? 但是你怎么可能写一本书呢? ”
“我写在我的脑子里。”
“能否让我们知道什么题材吗? ”
“当然可以。就是你们，你们和你们的同类。这就是我的书的题材。”
“那么说，你不要求把你调回一个普通监狱去吗? ”
“我完全无所谓，我可以留在这里! ”
人家又把我带回我的墓室。我重新陷入静寂之中，只有发起疯来的囚犯时不时发出野兽般的吼叫冲破这种沉静。于是，我觉得，只要一点点什么东西就可以让这些吼叫传染开来，就同在狼群里一样。我感觉到我自己也有这种迫切的需要，想张开嘴巴呼喊。时间在过去，我无法知道过去了多少。
我又一次给叫了去，还是那帮子人……
“怎样啦，你觉得怎样？现在你已经在这里过了两个月啦! ”
两个月！我已经在这里两个月了！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试图把我压垮！他们希望我跪倒在他们面前，哀求他们，恳求他们让我出去。他们等待我投降。他们十分自信，等着看笑话，相信时间是对他们有利的，以为这些日日夜夜在我脑子里会乱成一团，照此下去，我就会不成人样，就会去舔他们的靴子。照理来说，我所受到的待遇只能有这种结局，这是隔离的必然结果。可是不！我必须打破他们的乐观情绪。他们还没有把我打败，于是我向他们高叫道：“如果你们想把我害死在这里，这是需要很长很长时间的。我一直都觉得很好。” ”
他们不回答，看着我这个冒失鬼打乱了他们的如意算盘。
在内政部的一个官僚的脑袋里，一个人被囚禁在“疯人的监狱”里是必定要发疯的。这是不可辩驳的逻辑！但是，人们只能压垮那些再也没有力量，再也没有意志去斗争的人。只要我有一天觉得还有这种意志，我就要斗争下去。这种鼓舞着我活下去的狂热是任何威胁，任何压力，任何无声的墙都扼杀不了的，他们觉得出来吗? 几天之后，我又重新被送回卢比昂卡去，我预感到我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审讯停止了。人家让我安静地呆在那里。只有一次，我有幸再次给叫到部里去。经过长长的走廊时，我的目光给一张通告吸引住了，在这种地方，这样的通告确实不无幽默之处，它宣布在军官俱乐部举行盛大晚会，有列宁格勒的一个演员雷金参加。晚会的主题是： “请来参加友好的交谈”。
我走进阿巴库莫夫将军的办公室，从我们上次谈话后，他当了内政部长。我一边走一边还想着通告上的邀请而发笑阿巴库莫夫还是结着一根十分漂亮的领带，对我喝道：“为什么你那么高兴? ”
“对于一个囚犯来说，看到一张请他参加‘友好谈话’的通告，确实会产生古怪的感觉。通常，你是习惯于同囚犯进行另一类的讨论的……”
他没有回答这个评论，但是……
“告诉我，为什么在你的情报网中有那么多犹太人? ”
“将军公民，我的情报网包括有十三个民族的战士，犹太人并不需要特别的批准才能参加，也没有什么‘限额条款’限制他们。唯一的选拔标准就是对纳粹主义斗争到底的意志。比利时人、法国人、俄国人、乌克兰人、德国人、犹太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瑞士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兄弟般团结在一起，我绝对信任我的犹太朋友，因为我认识他们已经很久了，我知道他们是永远不会背叛的。将军公民，犹太人进行着一场双重的斗争，既反对纳粹主义，又反对消灭他们的民族。对于他们来说，即使背叛也没有活路，这就同艾弗雷莫夫或苏科洛夫之流大不相同，他们为了救自己的狗命，就把灵魂出卖了。”
阿巴库莫夫不答腔，但是他又提出了我们在第一次谈话中谈到过的话题。
“请看，对一个情报人员表示感谢有两种方式：或者在他的胸前挂满勋章，或者砍掉他的脑袋……”
他接着说，一面流露出遗憾的口气；“如果你以前不是同图卡捷夫斯基——柏尔青反革命策团一道工作的话，你今天就会成为一个富贵荣华的人了。可是你搞到这种田地，就只配进监牢……你知道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和加拿大的特务机关都在找你。我们在加拿大的一个情报网给破获了。有几份北美的报纸说，有些专家们从我们的作风，看到了‘大首长’的手法。”
这个老差骨自鸣得意，对自己开的玩笑十分满意。阿巴库莫夫又说，“你觉察到了吗，如果你是个自由人，你会冒多大的风险啊? 在这里，你可以安安静静，十分安全！”
我摆出一个内政部官员的面孔，显得很严肃，很认真，然后回答他说：“部长先生，我谢谢您关心我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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