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什么，没什么……唉! 我很清楚，给你的待遇也许不够理想……可惜我们没有能力象英王陛下那样接待他的特工人员，封给他们爵位，赏给他们豪华的财产；我们穷，你是知道的，我们只能有什么给什么……我们有的，嘿嘿，就是监狱……监狱也不太坏嘛，你不这样认为码? ”
他一点头就把我打发走了。
我回到我的牢房。现在可以深信不疑了：我在“红色乐队”的活动与这一切都无关。他们不能饶恕我的，就是我曾经被柏尔青将军选中；那个有勇气放弃办理我案子的侦审官说了真话，从1938年起，我就受到嫌疑了。
第五章 历史的教训
对我这个“案子”的侦讯结束了。但是我知道：甚至在听我申辩之前，我就已经被宣判有罪了。1947年6 月19日，一个三人委员会，由内政部一名代表，一名检察官和一名法官组成，判处隔离我十五年的重刑。我同其他许多人一样，根据斯大林的执行人的决定，被认为有嫌疑和有罪。我对这种专断独行提出了上诉。不久，我受到检察官的助手传讯。
我对他说：“这个决定是完全不公正的，所以我向你声明不予承认，你不会觉得奇怪吧……”
“你知道，在苏联，叛徒和间谍是适用死刑的，对于你来说，国家的利益要求隔离处理。”
“可是这简直叫人相信你不知道我在战争期间做了些什么事！”
“这么办吧，你写信给检察官。”
在愚民主义的制度下，被判刑的人就只有一点点机会了，那就是每两个月一次，他可以向检察官、内政部、中央委员会，斯大林本人提出书面申诉。因此，我也得利用这个可能性。于是我用很小的字写下了“红色乐队”的历史。我一面写，一面陆续寄给苏联总检察官。在西伯利亚的荒原上或者在地牢的阴影下，千百万囚犯变得无影无踪。但是，我把无限的希望寄托在斯大林官僚机构对文牍的爱好上。人失踪了，但文件却留存下来，档案堆积如山，因此，在文件档案里留下点痕迹并不是没有用处的。
1952年1 月9 日，“三驾马车”把我的十五年监禁改为十年，但是我对这个消息漠不关心。因为，如果制度不变，我对我的命运是不抱幻想的。到拘禁期满，我就会被送到西伯利亚某个偏僻的角落去。
过了很久，我才知道我的报告并不是没有用处的。1961年，我已经在波兰生活好几年了，我接到《新闻》周刊一个记者的电话。
“你应该还记得我吧? ”他对我说，“我同另外两个作家负责写‘红色乐队’的历史。我们缺少一些材料，就是关于你在巴勒斯坦所领导的那个‘团结’小组的。”
“关于其余的活动呢，”我惊奇地问道，“你知道吗? ”
“知道的。我希望不久以后我们能有机会谈谈。”
几个月过去了。到了1965年4 月，那位记者到华沙来，同来的还有一个代表团，是来参加犹太隔离区起义二十二周年纪念活动的。他告诉我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得悉“红色乐队”的历史的……
“1964年，我去见苏联副总检察官，谈谈我要给《新闻》周刊写的关于理查德．索尔格的文章。当时他是个新闻人物……他听我说明了来意，站了起来，走到一个保险柜前面。
他对我说，‘理查德·索尔格的事，大家都很熟悉了。但是我们这里还有一份记载，是关于一个情报网的历史的．这个情报网也曾作出很大贡献……’副总检察官打开了保险柜，拿出一个卷宗，里面有一叠纸……‘这就是笔记，’他接着说，‘但是我得事先对你声明，没有中央委员会的批准，是不能发表的。’我问他这个情报网的领导人是谁，他回答道：‘特雷伯。’你想想我当时是多么吃惊啊……我很感兴趣，便给中央委员会打了报告。中央委员会指定了一个委员会，由三名作家组成，其中有我在内，负责准备一份关于‘红色乐队’的材料。可惜这个材料没有能够发表，因为东德共产党领导人认为谈论柏林组的事情还为时过早。”
这样，我当时寄给检察官的小纸头并没有丢失。在苏联，文件档案是永存的，要是有一天把它们都打开的话……
我还没有到获得释放的时候。斯大林监狱的生活开始了……我住过好几个。但在所有监狱中，给我印象最不坏的是布蒂尔基监狱——这是卡特莲娜二世时代的一座兵营改建的，房间很大，空气流通，明亮。卢比昂卡地方不够住，我们就给迁到那里去。这是个很明白的迹象，说明镇压正在加紧进行。斯大林身体力行俄罗斯的这句老谚语： “圣地是永远不会空着的”……内政部根据斯塔汉诺夫的定额来工作。在高墙和铁丝网后面，关着国家的优秀人材。镇压浪潮一浪接一浪，把工程师，军官、作家，教授都冲进了监狱。
从冷战初期——1947年——斯大林便打击他认为过于温和的人，因为一旦新的世界大战爆发，他们不能适应情况．在暴君眼里，少数民族就是那出名的“薄弱环节’，因此受到了严重打击。军队再一次遭到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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