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斯大林大元帅——阿历山大一世以来最有天才的战略家——越来越难以容忍“柏林的胜利者”朱可夫将星的光芒。他认为艾森豪威尔访问莫斯科时邀请朱可夫元帅访美是对他不可容忍的侮辱。朱可夫成了对手，竞争者，总之成了一种威胁。于是这位功名显赫的将军便被任命为……敖德萨驻军司令。他左右的所有军官都走进了监狱。“薄弱环节”
中最受嫌疑的犹太人，1948年遭到了镇压。被清洗的人的队伍扩大了，席卷了那些“累犯”，也就是那些在世界大战初期从集中营放出来从事军火工业的工程师和科学家。然后，然后还有所有其他的人，他们犯了清白无辜的罪！
当然，也有一些确实犯了罪的囚犯，但只是一小部分，有弗拉索夫和他的参谋人员。他们投到了德国人一边去，组织了一支所谓“解放军”，有盖世太保分子，他们在苏联领土上犯下了累累罪行；有白俄，他们拿起了武器反对红军。
所有这些人都是臭名昭著的投敌分子。这些喽罗就在他们犯罪的地方遭到了审判。
除了这些人以外，我所遇到的囚犯都是绝对无辜的公民。关于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写一整本一整本书来叙述这些年来，他们对党和对苏联所作出的牺牲，以及忠心耿耿的贡献，他们得到的奖赏都是十年，十五年或二十五年的监禁。每一个人的历史，对于亲身经历的人来说都是典型的。
但在清洗的大旋风里，这些人的命运又多么相似啊。
我感谢“各族人民的好爸爸”使我能够同苏联优秀的知识界来往。在卢比昂卡，勒福托沃，布蒂尔基，大多数时候我都遇到了这样的人，他们模范的，吸引人的一生，使我对我们这个世纪的历史，添了不少见识。
我现在想回忆一下在斯大林监狱里会见过一些怎样的特殊的人物。
第六章 斯大林监狱中的意外相逢
战争初期红军节节溃退，我在监狱里跟在一起的高级军官谈话，知道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况。苏联军人都起过誓永远不活着落在敌人手里，都应该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但是作战并不是靠起誓就行的。攻势一开始，德国国防军就包围了整师整师的苏军。许多土兵能够逃了出来，但是也有很多被俘虏了。这些人就犯了罪，因为他们没有自杀。另外一些人穿过敌人的战线回到红军方面来，但却受到了指责，说他们是间谍。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要被判重刑长期监禁。
我曾经同三个将军‘在一个牢房里度过了好几个月。其中的一个从内战时期就参加了红军，那个时候他还很年青，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他指挥一个哥萨克师团，被敌人孤立和包围了。他身负重伤，但居然逃脱了，躲在农民家里，农民偷偷给他养伤，这样过了好几个月。恢复健康后，他经过了种种艰难险阻，回到了友军的战线。人家却马上审问他：“为什么你回来了? 德国人给了你什么搜集情报的任务?"他震惊得呆住了，连回答的时间都没有就被捕了，下场是卢比昂卡……
我的第二个难友，内战时期便加入了共产党。大战开始，他已经当了师长。在德军步步进逼下，他的部队奋起抵抗，但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这个师不久就被歼灭了。师长带领着一小股士兵，插进森林，建立了一支游击队，继续战斗了几个月。他的基地后来暴露了，受到了袭击。师长和两个同伴侥幸逃了出来，在游击队的掩护下，他终于回到红军的队伍。由于有进行间谍活动的嫌疑，他被逮捕起来。他犯的大错误，就是没有死，下场也是卢比昂卡。
第三名将军遭到监禁是毫无道理的。他的罪状是战时曾经在朱可夫的参谋部里工作……下场也是卢比昂卡。
这三个将军并不灰心丧气。他们一直坚持共产党员的态度，对于我们的看门狗的训斥，毫不理睬。他们保存着镶着红星的皮帽子，我还记得他们怎样消磨时间，没完没了地玩他们用面包心做的多米诺牌。
有一天，一个新的看守——顶多是个士官长——走进牢房来，勒令囚犯站起来向他敬礼。那三个军官继续玩他们的牌，其中的一个连身也不转一下，说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红军的将军要在一个士官的面前站起来的? ”
这士官只好罢休。以后，他总算接受了这个教训。
要是不玩多米诺牌，我们便长谈时事。我那三个同伴，有一个最有政治头脑。他很明白他的遭遇并不是个别的意外事故，不是因为内政部的某一个密探过分卖力气而造成的。
他十分肯定地对我说：“内政部剑子手们所作所为是得到斯大林本人同意，主使、鼓励和指挥的。”
证据多不胜数，可以互相对证，刻画出这种有系统的，大规模镇压的可怕情景。例如那个将军告诉我的故事，是两个犹太医生的经历。他俩是亲兄弟，在白俄罗斯的一个军医院里工作，在德军的进逼面前，商量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最后，当主任医生的那个下不了决心抛弃他的伤病员，就决定留下来，在敌人占领下，继续照顾他们。这样，他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另外一个无论如何不愿落在纳粹手里，便和医院的其他医生( 除了他兄弟以外) 逃走了。他参加了游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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