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几天，门口来了一辆华丽的轿车，一位上校走进来告诉我说，军事情报部部长叫他来请我到情报中心去。我去到那间办公室，就是当年，1937年，柏尔青将军接见我的地方。一位上了年纪的将军走过来，十分热情地和我握手，并且对我说：“哦，你这才来了，总算来了。”
他的这个开场白有点出乎意外。我不免有点激动，问他说：“为什么那么多年来局长没有给我辩护? ”
我的问话，他听了发笑。
“谁能给你辩护啊? 我们都在你呆的地方呢。一直要到斯大林死了，我们才把那一帮子人请开。就是他们负责把国外工作的人一回到苏联就抓了起来。我们在监牢里度过的岁月应该认作是对敌斗争的岁月。过去的事情就算了。你才五十岁，年纪还不大。我们一定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恢复你的健康，同时我们要在莫斯科中心区给你搞一个套间。我们已经向政府提出申请，为你以往出过的力给你发津贴。现在你打算干什么? ”
“就是我在1945年想干的事：回我的祖国波兰。在巴黎解放那一天，我的情报工作已经结束，以后发生的事情都不是我自己愿意的。”
那位将军迟疑了一下，又说：“你的孩子们都是在苏联长大的。在苏联住下去，不是更合适一些吗? 找工作是没有问题的。”
“不，我仍然是波兰公民。在我的国家，三百万犹太人在战争中丧失了生命。我应该回到剩下的少数犹太人中间去。
他们都是大屠杀的虎口余生。”
他祝愿我一切顺利，我就向他告别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跟情报部门打交道。从这一天起，我在国外为苏联搞秘密工作的经历就要深深地埋葬在我的记忆里。说来也怪，在我看来，我一生中度过的这一阶段应该算作是史前的事情。
情报中心负责人确实履行了他的诺言。我在疗养院里住了几个星期，再过几个月，我们住进了一个套间。为苏联立过功的生活费发给我了。在我的工作手册上，我当囚犯的年代都算作积极搞情报工作的年代。
那一次出差真是非常特殊的差事！
第八章 回到华沙
我的经验告诉我自由是很难获得的，并且，在吃了苦头之后才知道：并不是重新获得了自由就可以安安静静地生活了……战争时期，我对纳粹进行了斗争。但是，我刚刚踏出斯大林政权的监狱大门，便发现过去促使我们进行斗争的原因，许多战友牺牲自己性命的原因，依然如故，原封未动。
虽然纳粹大发淫威，虽然死亡集中营被揭发出来，虽然千百万人的尸体堆积如山，可是反犹太主义并没有从此罢休，反而在苏联比在其他地方更厉害。
在我被囚期间，从传到我们那里去的消息，我了解到犹太人所受的迫害。我获悉：1948年，除了爱伦堡以外，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所有委员都遭到了逮捕。1947—1948年同以色列一道作战的志愿人员军官和士兵都加上了叛国罪，投进了监狱。
在卢比昂卡，一名高级人物告诉我，1945年战争结束之前，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了一个小型的会议，参加的有贝利亚，马林科夫，军队的最高政治委员彻巴科夫和其他几个人。这个会议是高度机密的，讨论中心是犹太人问题。斯大林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战后如何逐渐削弱犹太人在国家机关里的地位？怎样才能不让战时到西伯利亚逃难的成千上万犹太人回到他们原来居住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地区?这些地方的居民不欢迎犹太人? 彻巴科夫问斯大林：“这些措施是否适用于军队? ”这个独裁者回答说：“首先适用于军队。”
我在狱中又获悉，有一条机密的通令曾经发至党内所有干部，要求他们执行这些新指示。1952年8 月12日，有二十五名犹太作家和知识分子遭到枪决。在斯大林临终前几个月，爆发了克里米亚事件。经过是这样的：共产党内的一些犹太老党员‘曾经建议在克里米亚地区重新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区。
他们遭到逮捕，并被控企图在克里米亚制造分裂。斯大林逝世并没有丝毫改变犹太人的处境。1955年初，我决定就这个问题向赫鲁晓夫提出一个备忘录。我写道；在斯大林逝世和贝利亚被清除以后，仍然存在着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
由于得不到答复，我就这个问题提出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备忘录。我相当痛心地看到党内有些犹太老党员并不愿意支持我的行动。犹太局的领导人是我在共产主义大学时的老师，当时讲授共产国际史，他读完我的报告后哑然失笑：“亲爱的朋友，你干什么呀！你刚刚才出了监狱，恐怕又要回监狱去了！！”
我一点也不开玩笑地回答说：“至少，这一次我是知道我为什么入狱的！”
1956年底，我在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受到党的理论刊物总编辑接见，他对我说；“我可以向你保证，尼基塔·赫鲁晓夫阅读过你的四个备忘录。但是他也接到了许多其他犹太人士的意见，表示不同意你的观点，认为无需重新建立犹太人的文化生活，包括戏剧、报刊、学校等等。在苏联，犹太人已经完全归化了。
如果恢复过去的状况，岂不倒退了吗? 总之，我们也许要在党报上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中央委员会下一次会议将最后采取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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