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以后有没有开展讨论，有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来，但是，我知道的是反犹太主义继续泛滥。
回到波兰，重新踏上我亲爱的国家的土地，再见到诺维·塔尔格，我祖先的故乡，在我被囚的岁月里，我就是怀着这个希望活下来的。我一得到释放就表示过要走的愿望，但是人家告诉我说还要等一等( 第一批人是在战争刚结束后就返回波兰的) 。我是1957年4 月接到好消息的：我获准回到波兰去。我是个幸福的人……
我同波兰党领导的接触是很鼓舞人心的。
1956年秋( 这是“波兰的十月革命”) 在哥穆尔卡推动下，政权实行自由化，结果是明显的。我所遇到的领导人向我保证他们要把犹太民族这个集体长期保持下去。 4 月7 日，在我逗留期间，中央委员会秘书处发给各级党组织一千通令，规定反犹太就是反革命，必须开除出党。党领导保证帮助犹太集体保持其少数民族的地位，同时向归化了的犹太人保证，他们不会受到任何歧视。这个政策我是完全赞成的。
党的领导人参加华沙犹太区起义的纪念活动，我觉得是这种新意志的一种表现。当波兰军队合唱团同犹太集体的合唱团一起用意第绪语唱犹太游击队之歌时，我为这种不分彼此的精神所感动，觉得这不仅仅是象征性的。
我回莫斯科接我的家人。1957年秋天，我们全家到了华沙。我首先访问的地方就是我的故乡诺维·塔尔格。我到那里去，心情之激动是可以想象的。
诺维·塔尔格变了。在那里建立了全国最大的皮鞋厂，有几千工人。但是我出生的那个区还保留着小街小巷，我在那里遇到几个上了年纪的人，他们还记得特雷伯一家。我到基地去，那里一个老仵工告诉我诺维·塔尔格的犹太人是怎样被屠杀的……
这是1942年的夏天……一列货车进站了，放出了盖世太保的一帮子屠夫来，估计有几百人……城里的所有男人都被集中起来，塞进火车，向奥斯维兹开去，五十几个年青人给送到一个锯木厂去，那里缺乏劳动力。妇女和儿童则给赶到坟场……
“请看，”那老人告诉我说，“在这个地方，纳粹强迫受害者挖自己的墓坑，然后用机枪扫射……我还记得，有些人当时还活着，掉到坑里去，后面不断倒下来的尸体就把她们压在下面……”
看墓的人准确地数给我听，我家里有哪些人被送到奥斯维兹，哪些人死在坑里。
在这次屠杀中，有几十名犹太人侥幸地活下来，战后，他们回到诺维·塔尔格，但又遭到匪徒杀害。这些匪徒拿起武器反对新政权，利用这个机会继续屠杀犹太人。
听了老仵工的叙述，有好几个星期我都很难过。但是，我还是回到我出生的城市，决心把我的时间和精力都贡献给波兰的犹太人小集体。我成了意第绪文出版社的社长。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里，这是唯一的犹太出版社。以后，我又被选为波兰犹太人文化协会主席。我们的努力包括几个方面，我们出版一份日报和一份文艺周刊。我们还主办一个国营剧院，一个历史学会，还在三十五个城市成立了年青人的群众俱乐部和供销合作社。
当时生活在波兰的犹太人有二万五千到三万人，其中一部分已经完全归化了。我们的组织包括有九千名成员。政府和党从政治，精神和经济上帮助我们。但是反犹太主义的遗毒不是一天之内就可以肃清的。有一个叫皮亚塞斯基的人战前曾领导过一个最反动的党，现在据说是苏联的特务，又重新捡起了老狂热分子的旗帜。然而，从总的方面来说，发展是很明显和顺利的。年青人对老的口号是格格不入的。官方的教会在天主教徒中对反犹太主义的复活进行了斗争。
这几年来，我们一家终于团圆了，我生活在他们当中，是我一生最幸福的几年。我全部时间都用来完成我在犹太集体内担任的职责，但是我觉得莫克扎尔将军在党领导内影响的扩大是个不好的兆头。在执行我的任务时，我开始遇到困难。我们这些波兰犹太人感觉到要是克里姆林宫内不发生根本变化，我们的处境就会继续动荡不定。
这些日子是宁静的，可惜只是暂时的。有时我想最好出本书，叙述一下“红色乐队”的历史……我手头上有一些关于我们情报网活动的文件，但却没有什么价值，因为全都是敌人方面写的，歪曲了事实真相。1964年，我读了一个日本作者写的关于理查德·索尔格的书。他完美地掌握了人物丰富多彩和复杂的性格，我认为这本书是同类著作中的典范。
我怀有强烈的愿望也想试一试，并把我的打算告诉了波兰的负责当局。但人家对我表示这事还嫌过早，而且最后须要经过审查。后来，我更仔细地考虑了这个问题，觉得我一家人都在华沙，因此我不可能是个真正自由的作家，例如，我怎能提出柏尔青将军被清洗的问题，或者提出德苏条约的问题呢? 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吉尔·佩罗。
1965年10月15日这一天，我同往常一样，在我的意第绪文出版社的办公室里工作。有人通知我说有个法国作家想见我……由于我出版过法国犹太作家的几本书，我还以为可能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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