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谢谢，我们自己走，”
但是，我们一坐上出租汽车，就过来一个人自作主张，坐到前面的座位上，告诉司机……我们的住址，就差没有把我们的行李一直搬到我们家里去了。不用说，我们的住所已经在我们不在的时候，经过几次的搜查，好象用梳子梳了几遍。由于这些事件，我心里很不痛快，眼看着人家在我们房子周围加强监视，十分反感。回来的当天晚上，我就卧床不起。我打电话给我的医生，他嘱咐我不要起床。但是，我刚刚把听筒放下，警局的一辆救护车就突然出现在我们屋前，警笛齐鸣。
这种情况继续了一个星期，接着，我们的护法神又不见了。我到中央委员会去提抗议，负责保安事务的人接见我．他假仁假义地安慰我：“你的担心是没有道理的，”他对我说，“我们注意的不是你，倒是比利时电视台的那些人事前没有申请批准……”
这是一个官僚的卑鄙的花招……他不断地监视我们，刁难我们，却叫我们不要介意！与此同时，我的朋友接到了警报，对我的命运很担心。吉尔·佩罗赶到华沙来，但是看到的还是自由自在的我。因为，波兰当局在一段时间里，还要让表面上过得去。但是我并没受骗。对于莫克扎尔这一帮子人来说，我是个嫌疑分子，是敌人，是反革命( 你还可以加上其他许多罪名……) 。1971年12月，内政部再次拒绝给我签证。我把内政部的决定通知了我的朋友们。于是，他们便决定采取行动。吉尔·佩罗，苏勒兹，拉里维埃尔律师，维尔科，弗拉迪米尔·波兹纳，雅克·马多尔，范范尼夫妇等在马塔拉索律师家里开会，决定在巴黎成立一个委员会，设法把我从波兰搭救出来。特雷伯委员会1972年土月12日在巴黎举行第一次记者招待会．第二天的报纸广泛地报道招待会的经过。不久后，瑞士、英国、丹麦也成立了这样的委员会，荷兰的所有议员( 除共产党议员外) ，还有其他许多知名人士签署了一份请愿书，送交波兰大使馆。我为这个声援和抗，议运动的广大规模深深感动……在日内瓦，人权公民联盟，法律工作者和社会党议员国际委员会等向波兰政府发出呼吁。在布鲁塞尔，人权联盟主席所领导的声援委员会，包括有议员，部长和抗敌组织。在巴黎，各界人士都表了态。巴黎的马尔蒂大主教安德烈·马尔罗给委员会发了声援信。委员会包括有最广泛的政界人士，从极左派到犹太复国主义者都有。社会党通过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声音表示不安。在伦敦，前外交大臣迈克尔，斯蒂华，帕特里克·戈登，沃尔克和前司法大臣埃尔温·琼斯写了信给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爱德华·盖莱克。
“利奥波德·特雷伯曾在许许多多长期和危险的战斗中，对法西斯主义的军队作战。他在摧毁纳粹政权方面，作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并因而把纳粹的暴政驱逐出被占领的国家，其中也包括波兰……”
这封信有二十一名工党议员，七名保守党议员和五名自由党议员签名。美国参议员也写信给华沙政府，还有巴西，澳大利亚、哥伦比亚，英国、哥斯达黎加和以色列的工会活动家签署了联合请愿书。
波兰当局对声援我的运动感到不安，在外国通讯社记者不断追问下，不得不出来解释。1972年2 月29日，新闻部长贾纽雷克交给法新社下面的一个声明：“波兰当局对特雷伯先生所作出的决定，不是因意识形态或民族问题。利奥波德。
特雷伯先生不能离开波兰是因为事关国家利益。至于特雷伯夫人，她可以随时到她的儿女那里去……”
波兰政府躲在所谓“国家利益”的盾牌后面，想把我扣留下来。露芭趁批准她离境的机会于1972年4 月动身了。我的儿子米歇尔在哥本哈根开始绝食斗争，埃德加也在耶路撒冷仿效他。在欧洲和在美洲，声援我的运动开展得规模愈来愈大。
但是，在巴黎却有一个人被所有这些证词激怒了。他就是国家保卫局局长罗歇先生。1972年1 月13日声援委员会举行记者招待会的第二天，他便跳了出来打电话给苏勒兹·拉里维埃尔律师……
“还有别的犹太人等着你去为他们辩护呢1 ”罗歇警告他说。
好象碰巧那样，法国内政部长拒绝发给我妻子入境签证。
罗歇先生为了替这一决定申辩，给《世界报，写了一封信，题目是《特雷伯事件》。这封信对我进行了极其严重的攻击。国家保卫局局长表示怀疑我，说我在a1942年11月底被德国军事情报部逮捕”后，我的“行动是十分可疑的”。他又指责我出卖了我那个情报网的好几个人。罗歇先生又写道：“没有人能否认，特雷伯先生至少答应了同敌人进行某种合作，以保住自己的性命。”
我不能让人进行这种诽谤而不作出反应。在朋友们的建议下，我依法提出控诉。由于罗歇先生领导着法国反间谍机关，所以他的这些话肯定会有人相信。要是让公众舆论信以为真的话，那是很危险的。另外，波兰当局马上利用法国国家保卫局长的这篇文章，企图破坏声援我的运动。在丹麦，波兰大使馆的新闻专员把上述文章分发给各报。但是他碰了钉子：各报的编辑部回答说，他们不参与这个德雷弗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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