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事态继续发展下去……
苏勒兹·拉里维埃尔律师同马塔拉索律师一起负责为我辩护。1972年6 月23日，苏勒兹到华沙来看我，为我那个案子作准备。我们不能在住宅里谈话，于是便到公园里长时间散步，远远躲开那些包打听的耳朵，一看到有路人走近我们，就中断我们的谈话，转而大谈特谈天气。
6 月26日，我送苏勒兹到机场去。 ‘不招自来”的出租汽车是没有里程计算表的。在反光镜里，我几次发现华沙当局——钉梢的——眼睛。我刚刚同我的朋友告别，转过身来，他就给七个身强体壮的“海关人员”拉走了。他给带到一个房间里，脱光了衣服，从头到脚搜查一遍。他的行李也遭到了仔细的检查，牙膏和刮脸肥皂的锡皮都给挤瘪了，胶卷被没收。苏勒兹拼命抱住他的皮包，就象落水的人抱住救生圈，还固执地拒绝把皮包打开。人家就威胁他，说要对他使用“粗鲁的办法”了．由于众寡悬殊，他只好认输。波兰警察抓走了有关我案子的材料．折腾了几个小时，最后，我的律师才获准登上飞机．我得悉这事后，马上就向中央委员会提出抗议。中央委员会是完全知道苏勒兹到华沙来的。当然他们假装什么都不知道。我从值班的官僚那里得来的只不过是一个“天真”得让你哭笑不得的答复：“毫无疑问，这不过是通常的海关检查罢了……”
1972年7 月底，苏勒兹又来到华沙。他坚定不移，但处处提防——有了经验的律师是一个人顶两个人用的。我们立刻就发现，我们受到比上次更严密的监视。于是我们决定，如要交换意见就写在小纸头上，看过了就马上扔到抽水马桶去。我的律师十分气愤，问我“怎么能够这样生活呢? ”他在一张纸头上写上那出色的“三字经”。我起誓我离开这个地方时也要把这“三字经”写在最显眼的地方。这一次，苏勒兹离开了波兰，没有受到什么留难。在巴黎，我的朋友们继续保证给我积极的声援：1972年10月2 日，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到巴黎进行国事访问，迎接他的是声援委员会印发的招贴，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特雷伯呢，盖莱克先生? 》另方面，社会党的领导在公报中提出了《令人痛心的特雷伯问题》。
对罗歇先生的起诉定于月底开庭。我的律师要求法国内政部发给我通行证。为了支持我的要求，吉尔·佩罗以及《新观察家》周刊的记者伯纳德·格塔，鲁思，瓦伦蒂尼和克里斯琴·杰伦开始绝食斗争．法国内政部答应了我的要求，但是波兰政府不让我离境。
这样，法国国家保卫局局长1972年10月26日到巴黎第十七初级法院出庭时，我并不在场。我所认识的朋友：海伦娜·包里奥尔，塞西尔·卡茨，勒德尔曼律师，克罗德·斯巴克，雅克·索科尔，还有我不认识的朋友都到法庭为我作证。
维科尔写信给法庭说：“我认为利奥波德·特雷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抵抗纳粹德国的一个伟大英雄。作为‘红色乐队’的领导人，他为最后胜利作出贡献，要比我所能作出的贡献大得无法比拟……”
雷米上校得到过解放勋章，也来声援我。法庭宣读了他的信，他在信里写道：“如果我当时是在‘红色乐队’的队伍中作战，我会感到十分自豪能够有效地为盟军的胜利，因而也是为了法国的解放，贡献出力量。”
吉尔·佩罗在他的证词中，回顾了“红色乐队”的历史，并确切而清楚地回答了所有问题。马塔拉索律师的辩论词很有力，根据充分和有说服力。苏勒兹律师发表了热情的辩护词，还揭发了这个案件的真正丑恶面：“我想知道盖世太保的所有这些人现在怎样了。我想过，我也进行过调查：希特勒的鹰犬罗德，曾经夸耀把‘红色乐队’的四十名战士送上了断头台，现在他是托纳斯的格拉斯赫登市副市长。他主持一个生意兴隆的法律事务所……
“皮普过去专门收集受够刑讯的人的遗物……他两年前死了，他是汉堡的扶轮国际主席。
“雷塞今天在斯图加特过着退休生活……
“布拉格的刽子手潘维茨领着政府的津贴，是一家银行的代理人。所有这些人，今天，对于他们来说，战争已经不算什么了：手上只沾了一点灰尘，吹一吹就吹跑了。我想到了这些人，又想到了特雷伯。”
这个案件还没有结束，罗歇先生就放弃了他在国家保卫部的职位，然后被任命为穆特埃莫塞尔省长。这情况是如此凑巧，以致当时的内政部长马塞林不得不写信给法庭解释说： “当然，这一任命和特雷伯案件没有任何关系，不过是巧合而已……”
当然，……法庭判决的是罗歇省长而不是国家保卫局局长。
有一个时候，声援运动踏步不前。于是，法国，英国，荷兰，丹麦、瑞士的特雷伯委员会又于1973年3 月在伦敦举行会议，由法国社会党人斯科尔先生主持。
我没有参加为我的问题而进行的辩论，却一直住在华沙，处境十分孤独。从1973年1 月23日起，我就受到监视，在我自己的住所里，我成了一个自由的囚犯。当局通过非正式的途径通知我说，我并没有受到警察的监视，对我采取的一切措施并没有其它目的，只不过为了“保证我的安全”罢了。可是，谁来威胁我呢? 我又威胁谁呢? 他们想把我怎么样呢? 他们有什么要责备我的呢? 我天天翻过来覆过去考虑这些问题，可是得不到答案。总之，我觉得，如果我不反抗的话，这种局面大概会继续下去，直到那一天，波兰政府为我举行堂皇的葬礼，送来鲜花和花圈为止。1973年9 月，我病倒了，病情很重。吉尔·佩罗最后一次打电话给我，对我示意要采取最后措施了。以后，我就写信给中央委员会，并把信的内容通知各新闻通讯社：“我完全知道，我在电话里所说的每一句话，波兰警察局都给记录下来。因此我决定第一次把我在华沙不得不忍受的那种生活和盘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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