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上过文化课的，可以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学习很紧张，一天平均要占十二个到十四个小时。
在我们的系里，我最爱搞犹太问题。我们的教授蒂门斯些是本世纪初最早加入共产党的犹太人。十月革命以后，他曾在斯大林手下当过民族部副部长。他熟识列宁，时常引用列宁的话：“排犹就是反革命。”蒂门斯坦教授从他跟列宁的多次讨论中，得出这样一个信念：列宁主张在苏联成立一个犹太民族共和国，享有其他共和国的同等权利。
共大的学员也受军事训练。练武，射击，救护平民，化学战的基础知识。我对兵器毫无兴趣，打靶老打在靶子外边。
苏共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时常来做报告。后来，逐渐稀少。
我们也参加老布尔什维克协会组织的一些晚会。直到1935年 5月，这种活动还受到当局的容忍。历史上的名人，有的还在写历史，如拉狄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都来主持过讨论。季诺维也夫给我的印象最离奇。大概是由于他说话拐弯抹角。他说起话来，老是火烧火辣的十分凶狠。嗓门又尖又酸，没法平静。他那天晚上讲的话，我怎么样也忘不了。他一面打手势，一面叫道：“我把耳朵贴在地上，便能听见革命来到的声音。就怕社会民主党当反革命的主力军！”
布哈林叫我惊心动魄：口才好，有学问，他放弃了政治搞文学。每逢他做完演讲，总是一片欢呼。可是他神色不动。
有一天，他忧郁的目光转向全场欢呼的人，嘴里漏出这么一句话：“每鼓一掌，都叫我早死一些。”
拉狄克也很清醒。不过他的挡箭牌是刻薄和厚颜。什么政治变局，他都同意，还写长篇大论的文章，解释官方的路线，可是自己连一个字也不相信。其实，谁也骗不了。
斯大林再也受不了他那些轰传全莫斯科的俏皮话，叫他去谈话。
拉狄克回答说：“怪我专讲反苏掌故，那是不公平的、还有别人……”
外国党员在莫斯科上学的，不同外界往来。我们不太有机会出去旅行，也没法接触老百姓。从1932到1935年，我们跟苏联社会毫无接触，所以还不受官僚机器的压制。以全国而论，官僚统治越来越厉害。我们谈的政治问题，在党内已经没人敢谈。通过我们民族组派在共产国际的代表，我们对于苏联的情况，比苏联公民还清楚。我们若是不同意，就可以说。
我到苏联才几个月，便听说斯大林的妻子“自杀”了。
参加丧礼的大学生，在队伍里咬耳朵说：“她到底是自杀的，还是给……干掉的？”
1933年初，露芭带着我们的儿子米歇来了。孩子才一岁半。共产国际法国组，也叫她进马什列夫斯基大学上学，一直读到1936年。同时，她还在莫斯科的包门区做党的工作。
该区区委书记就是赫鲁晓夫。到了夏天，便派露芭到国营农场去当政委，负责秋收和完成计划。可是到了1936年，外国党员便不能再在苏共组织内担任任何负责工作了。她搞的实际工作，很快就打开了她的眼界，越发磨砺了她的批判精神。
第六章 面对现实
我眼前远不是万里无云的晴空，远非如此。
我到苏联的时候，党内已经把农业集体化作为定案。可是，老干部却仍然在议论，因为他们在实验中受到的创伤犹新。本来，斯大林要把富农作为阶级敌人来加以消灭，但概念很快就变了。1930年3 月，正当集体化甚嚣尘上，斯大林便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胜利冲昏头脑》，批判了自觉自愿加入集体农庄的原则。从此以后，农民必须加入农庄，哪怕用大炮轰赶，也在所不惜。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只要读过列宁的书，都知道农民不经过教育说服，集体化绝对搞不成功。而且，集体化非得要有一定的工业发展水平，这样才能给农村以必要的物质基础。
大学里流传说，集体化丢掉了五百万人的生命。有人说，有的地方居民全部流放，十成人里死了几成。1934年5 月1 日，我在哈萨克斯坦领导一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到了卡拉冈达，地方党领导人接待我们，并且招待我们参观市容。
到了市郊，他指着眼底下一大片营房说：“瞧，那边，那是老富农集中营。他们和家人都被送来在矿场里劳动。”
他非常自然地厚颜说，“负责营地的人想得真周到，就是忘了水。伤寒症传开了，死了几千人。你现在瞧见的是押送来的第二批。”
东道主举行盛大晚会招待我们。一位党委书记和一位内政部特工上校坐在一道。那位上校指指到会的四个人，他们衣冠楚楚，一望而知是革命前的一代人。他说：“他们是这儿的工程师，指导煤炭生产。他们会把卡拉冈达搞成苏联第二号煤产中心！”
四位工程师自我介绍，自报了姓名。我听了吓一跳。原来在1928年，十一个工程师，以暗害破坏罪被控，经过审判处决。当时曾轰动全苏联。其中有几个正站在我面前！我急忙转身询问内政部上校说：“请问，我好象知道他们是沙特季案中的主要人犯。”
“不错，是他们。”
“不是判死刑了吗？人们都以为他们已枪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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