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大牌子上，写着马克思的伟大召唤：“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一瞧见，心里说不出的激动，说不出的自豪，能够参加建设这个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砸断锁链，扫清过去。我一向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国家，现今已在眼皮子底下。
到边境车站的时候，已经有人在等我。过境以后，换坐两个人一间的车厢。再走了两三个小时，一位红军军官走进来，瞧见外国共产党人，十分高兴。大家便用俄语、波兰语、德语交谈起来。快到莫斯科站，那位军官起来收拾行李。我瞧见的东西，使我十分惊讶；他的两个大箱子里，装满了干面包块。他收拾好了对我说：“瞧见了吧？这是我带给家里人的礼物。他们都住在乡下。”
我刚到莫斯科便瞧见了离奇的事情。车站和车站周围，呆着成千上万的农民。他们拖男带女，没精打采地等着，大都抱着，靠着包裹口袋，等候火车。我心想：“她们上哪儿去呀？”他们被撵出自己的村子，只好远去东方，去到西伯利亚，开垦那无边无际的处女地。
走出车站，我放下手提箱，空手去向一位民警问路。他说：“你是外国人吗？”
我点点头。
他说：“我劝你手提箱永远不要脱手。这儿不是没有小偷小摸的。”
十月革命过了十五年，莫斯科还有小偷！我简直弄得目瞪口呆。我叫辆出租汽车，去找我那老朋友艾伦博根。我们还是在巴勒斯坦认识的。他为人十分聪明，有组织能力，在“团结”小组里积极活动。1927年得了病，差不多全身瘫痪了，所以组织上批准他回莫斯科。我到了柏林，便通知他我要来莫斯科，所以他正在等我。桌上有面包，黄油，香肠，伏特加酒，可是红军军官满箱的干面包仍然在我眼前。艾伦博根瞧出了我惊讶的神色，便对我说：“你一定觉得奇怪吧？我家居然有这些东西。这是黑市上搞来的。象我这样的人，收入不少，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原来，他是工程师，还在两个专门学院兼课。
我们整整谈了一夜。他尽管不是党员，却并不反对苏维埃制度。可是，他谈集体化，谈莫斯科的生活，谈党案，却跟我听到的和读到的全不一样。从头一天开始，我就发现，宣传和生活之间的鸿沟，简直无法逾越。
第二天，我去伏龙卓维，波尔。那是政治侨民住的地方。
一座大楼，离市中心不远，熙来攘往，十分活跃。世界各国的老牌活动家，波兰人，匈牙利人、拉特维亚人、南斯拉夫人、甚至日本人，流亡出国，便在那儿安身。他们等待分配工作，往往要等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所以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讨论问题。有人赞成搞集体化，有人却说集体化在乌克兰引起了饥荒。我这才知道那儿还在饿死人。大家说话非常随便，也很激烈，很象我们在巴黎，跟社会党人和托派分子漫无边际地淡天说地。我被派到一间屋子，跟另外两位同志合住。
莫斯科的新鲜事儿，还有待发现。在市中心的驯马广场，矗立着第三国际大楼，建筑高大，警卫森严。进门以前，先得跟见客的人通电话。大楼各层，分布共产国际的各部。一座搂管整个世界。我由法国组的书记接见。他已经接到我来到的通知。他已经办好手续，让我进共产主义大学。当时，莫斯科有四所共大。第一所是列宁大学，专收实践丰富而缺少理论的活动家。将来的共产党领导人，都是从这所大学出去的。那时候，铁托也在那儿上学。第二所是马什列夫斯基大学，用的是第一任校长的名字。我已经在那儿报了名。
该校专收少数民族，实际上差不多分了二十几个组：波兰，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等组。每组又有专业小组，由各国少数民族活动家组成。比方说，南斯拉夫组，包括塞尔维亚小组和克罗底亚小组。至于犹太组呢，组里包括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活动家和苏联的犹太族活动家。我们了解苏联的情况，因为部分学员回家过暑假。第三所是古特夫大学，专收近东学生。最后是中山大学，专收中国人。四所大学一共选收学员两三千人。
1932年，学生生活并不轻松。大部分人住得很远，路上要走一小时。一直要到1934年，我们的大学附近才建造大楼，可以住学生一千二百人。至于饭菜呢，至少该说花样不乡。往往整个星期吃白菜，接着又整个星期吃米饭。有人编了一个笑话，几乎每逢上菜就有人学说。据说有一个学员动手术，肚子好似三层糕；一层米饭，一层白菜，一层土豆。
学校也管学员的衣服，一下子买进七百条裤子，条条一模一样。街上的人一瞧就说：“嘿！这不是马什列夫斯基的大学生吗！”保密措施实在不错！
我那时候的学生手册，至今还留着。手册里页印着列宁和斯大林的照片，后面一页是校长马什列夫斯基。照片下面都附有伟人的名言。列宁的话是：“建设的任务就在你们的面前，只有掌握了全部现代的知识，你们才能完成这个任务。”斯大林的话则是：“理论和革命实践密切联系，就会成为工人运动的伟大力量。”
课程共分三节。第一节是社会经济学，包括苏联民族史和联共党史，共产国际史和列宁主义研究。第二节是学员的本国情况，工人运动、共产党和民族特点。第三节学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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