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情报的第三组成部分是内政部。内政部负责国内治安，就必须搞清苏联境内的外国特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内政部的职权日益扩大。国外的保安工作也交给了它。接着又负责监视各国白俄的阴谋活动。最后，内政部既管国内，也管国外，跟军事情报展开竞争，并派特务钻进军方情报系统。
革命刚结束，莫斯科的外国使馆，便变成反革命的核心。
特别是英国大使馆里，有一个特工孤菌在蠕动。这人名叫洛卡特，朝思暮想推翻苏联政府。他跟一些极端分子联系，要跟布尔什维克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柏尔青听说他要收罗军官，士兵，加入他的阴谋活动。柏尔青便亲自找他，说自己手下一个团，一心只想投奔他，因为这些人都不满意新政权。全国人民群众都破灭了幻想，知道受了革命党的骗。
俄国已经大乱临头，非采取救急措施不可云云。然后，柏尔青以口问心，对洛卡特说，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免除这场大难。
洛卡特开头还略存戒心，说来说去便落进了圈套。他俩搞了一个计划，推翻掌权的班子。这样一桩大事，当然需要非常的手段。单说答应举事士兵的酬劳，就花一大笔钱。柏尔青当即暗示要马上先付一千万卢布。洛卡特如数交清，连眉头也不皱一皱。
他俩随后又规定了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细节。行动将是简单的，但又是彻底的。先包围政府大厦，逮捕政府首脑，连如何处置列宁都规定明确。一位有名有姓的东正教神甫，提供教堂，为共产党的领袖治丧。
柏尔青把收到的巨款，存放在安全场所。到了约定的日期，乱党开向政府大厦。红军团队当即截住包围，生擒洛卡特，逐回英国。
这是柏尔青初试身手。后来便负责组织苏联的情报机关。我在1936年12月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公认的领导人物。
他为众望所归。为人全不象个机器人式的情报专家。他最重视人的品质。他爱收罗的人才必须是这样的人，他说，“苏联情报人员必须具备三种品质，一是头脑冷静，二是心肠热烈，三是神经坚强如钢铁。”他和一般的特工作风相反，决不扔下遭难的部下，决不牺牲一个部下。在他看起来，情报人员首先是人，而且首先是共产党人。
柏尔青跟他派出国外的人员，经常保持个人联系。就这样，他和苏联情报巨头里查德·索尔格，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我去比国以后，于1938年，在布鲁塞尔遇见索尔格。他告诉我第一次会见柏尔青的情况。
索尔格是个人才，非常聪明，是德共积极分子，曾写过几部经济著作。他本来在中国工作，1933年召回莫斯科。柏尔青在一个象棋俱乐部和他约会，因为这个俱乐部里常有德国人来往。
索尔格谈道，柏尔青真叫单刀直入。他说：“你看，当前，苏联最大的危险是什么？”
“哪怕作这样一个假设：就算苏联会跟日本打起来，以我所见，真正的危险，还是来自纳粹德国。”（谈话时，希特勒上台才几天。）
柏尔青说：“正因为这样才请你来这儿。我们想让你去日本……”
“为什么去日本？”
“因为在东京，德日接近已见端倪，你可以搞到不少军事准备的消息。”
索尔格开始弄明白，人家想叫他干什么，便插话说：“怎么，叫我到日本去搞谍报？我是新闻记者嘛！”
“你说你不愿意当间谍，可是，你知不知道这个间谍到底是干什么的？你有些什么想法？你心目中的‘间谍’是搜集情报，提供本国政府去利用对方的弱点。可是我们苏联人，我们不想打仗，我们只想知道敌人在怎样准备，发现敌人的弱点，以免临事措手不及。”
柏尔青接着说：“我们的意图是：由你在日本成立一个保卫和平的团体。你尽量招徕日本的名流，尽力使日本不至于拖进一场反苏战争。”
“我用什么名字到那儿去？”
“用你自己的姓名。”
索尔格十分惊讶。在场的柏尔青的助手们，也掩盖不住他们的惶惑，说道：“他是德共积极分子，德国警察早有他的档案。这又不是新近的事情。1918—1919年代，他已经为德共活动。你可以相信，德国警察决不会失掉了他的踪迹。”
柏尔青答道：“我知道，我完全知道这得碰碰运气，不过我认为，只有自己的鞋子最衬脚。我也不是不知道盖世太保掌握了德国警方的档案，可是，等到他们把索尔格的材料补充整理就绪，莫斯科桥下的河水，已经流过不知多少了。
再说，就算盖世太保动作神速，超过咱们的想象，索尔格当共产党员已经是十五年前的事，他就不能在十五年里改变主意吗？”
柏尔青又转过身去，对他主管德国的助手说：“你去设法让《法兰克福》日报，派他当驻东京的特派记者。”
接着，他又转身对索尔格说：“你瞧，这不是得心应手了吗？你再也不会觉得白己在当什么奸细了罢？”
柏尔青早就定下这么一条金规玉律：情报员的掩护，并不是只装门面。预料的事居然实现。《法兰克福》日报真派索尔格去日本当记者。日本官方对他的文章估价甚高，最难打进去的部门，也都对他敞开了大门。他一一结识了德国驻日大使和武官，并且被认为“自己人”。柏林供给驻外使节最机密的消息，都到了索尔格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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