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前两三年，盖世太保派代表去东京，监视使馆人员。
索尔格很快便跟这个人混熟。后来，柏尔青害怕的事情毕竟发生了。那个盖世太保特派员，收到从柏林寄到的材料，载有索尔格的共产党员经历。
这人对索尔格说：“当年，真有你的！”
索尔格便照柏尔青的说法说；“不错，年轻时候胡搞嘛！老古董啦！" 他甚至再开个玩笑，不久便加入了国社党。他的把戏玩得那么巧妙，等到日本政府有所察觉，德国大使还正式提抗议，说是不该逮捕他的“优秀助手”。
第十一章 追寻魔侠
魔侠案以后，比尔和斯特罗木都判了三年徒刑，1936年年底，他们获释回莫斯科。直到这时候，法国公安厅的官方说法是苏联情报组织领导机关同意的。根据这个说法，比尔集团之所以破案，那是因为有一个叫做利季埃的法国特务钻了进去。他是《人道报》的记者。可是，斯特罗木和他的伙伴们都确信利季埃是无辜的。他们反对这个严重的指控把法共牵连进去，同时提议到巴黎去重新调查。共产国际很想刺穿这个脓包，便叫斯特罗木提出人选，结果提出了我。
他声称，“董伯具备一切保障，在出事的时候，他人在巴黎。可是没有参预。他能讲法语，又是位老同志，定能把这桩疑案搞个水落石出。”
共产国际同意了，并且转告柏尔青将军，他未有异议。
我为了准备出差，才破天荒跟苏联情报部门发生接触。主管西欧的斯蒂加上校，别名奥斯加，接见了我两三次，把调查工作的细节安排就绪。
他对我说：“问题只在于联系费鲁齐和安德烈．菲力普两位律师。你得重新研究案情文件，把真相弄明白。”
最后一次会晤以后，斯蒂加交给我一本护照，冒充一位卢森堡商人。他又问我说：“你服装什么的，都齐备了么？”
“没有。”
“服装可挺要紧。我们有几个情报员，就是在衣服上出了毛病。因为华沙的裁缝，习惯在衣领正中留一条褶纹。”
“我在安特卫普有朋友。到了那儿先停两天，找一家好点的成衣铺，做他一套法国式的便服。”
“很好，现在掌柜的要见见你。”
我被带进一问宽敞的办公室，屋角放一张很长的办公桌。一张世界地图，占了整整一堵墙。柏尔青让了坐，开始谈谈巴黎，然后转入正题。他对我说：“法院的档案卷有一吨重，你得在里头找出真情来。我；给你出什么主意，反正事情并不棘手。只有一件事，我得告诉你。巴黎旅馆里，肯定会碰见熟人。你知道，来去西班牙的人可不少。”
我以为谈话已经结束，便想站起身来。谁知他打个手势，叫我别动。他说：“如果你有点时间，咱还有话说。”他接着就开门见山说：“那末，照你看起来，还要多久才打仗？”
他对我的信任，叫我吃了一惊。他这么直截了当提出的问题，也正是我念念不忘的问题。我便同样直率地回答说：“咱们的命运捏在外交官手里。问题在于他们是否还要向希特勒卑躬屈节。”
柏尔青把嘴一堵，意思说，在他看来，外交官的选择不成问题，仗非打不可。
他又问我：“在你看来，仗在哪儿打？”
柏尔青真肯信任我，但也使我觉得古怪，因为当时莫斯科的气氛，却并不利于这样的交谈。我稍一迟疑便说：“请您听我说，柏尔青同志，我认为根本问题，并不在于西面打，还是东面打。战争将是一场世界大战。就算在西方开始，结果仍然谁也跑不了，因为谁也挡不住德国军队。
希特勒有两个目标，任何阻力也没法叫他后退。我说的是打苏联，并吞乌克兰，以及消灭犹太人……”
“但愿我们的政工人员都象你这样推理。”柏尔青说得很有分量，语调带些遗憾，“我们这儿，大家经常谈论纳粹的威胁，但是总觉得事情还远。这样盲目，可能叫我们吃大苦头。”
我半真半假地说：“不管怎么样，你们总有一个情报系统吧。我不相信你们的情报员得不到德国备战的消息。备战的结果怎样，不用什么先知先觉，也能够料想得到呀！”
“你说我们的情报人员吗？你知道他们怎样搞工作吗？
他们先熟读《真理报》打出的电报，先把可能不讨上级喜欢的东西一概划掉。我们占了很大的下风，因为党组织决定禁止我们派情报员去德国。正好，你路过德国。尽量利用这个机会，尽量考察一番那儿的情况。你完成了任务，再来瞧我，咱们再谈谈……啊，对啦，你观在干什么呀？”
“我在犹太文《真理报》当记者。”
“啊，明白了，没关系，若有必要，可以给你找个替工。”
谈话到此结束。我走出办公室，心里还留着很深的印象：柏尔青那种冷静，清醒的头脑，十分难得。我当时还意识不到，我已经为投身终生事业，走出了第一步。
起程的日子接近了。但是发生了一件完全预料得到的事情，稍微引起了一点耽搁。我们第二个儿子埃德加出世了。
1936年12月26日，我乘火车到芬兰，转道瑞典，到安特卫普，缝了一套新便服，1937年1 月上日，到达巴黎，第二天使去找费鲁齐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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