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接待我非常热情，为我放了一次红军合唱的唱片。
我告诉他说：“我是来调查魔侠案件的。" “你知道，这件案子疑窦很多，不过，有一点我深信不疑。利季埃肯定是无辜的。这是转移目标的传统手法：要开脱叛徒，便诬告良民。" “我能看档案么？" “可以，不过要等一个月。我只能调挡卷出来看一天。”
我闲下无事，便去瑞士一趟，以游客的身分，徜徉湖山胜地，饱尝可口点心。一个搞革命工作的人毕生难逢这样的良机，哪能不充分享受一番。我精神饱满，回到巴黎，费鲁齐跟菲力普便把档卷交给了我。我埋头审查，偶然发现二十三封信，都是审讯时从未提起的。这是一个卧底特务和美国武官的往来信件。这是一个荷兰人，名叫斯维茨。显然是他向法国警察出首了那个集团。经过强有力者斡旋，居然获释。我看了这些信，无可争辩地证明这案件纯粹是一次挑衅活动。
斯维茨过去所作所为，说明他今天的所作所为。他先前当过苏联特务，派去美国活动后，很快就被发现，并被收买了过去。在巴拿马，美国的反间谍组织，发现他的护照是假的。非法混进美国在当时没什么了不起，十年徒刑而已。他当然没有什么迟疑的余地，马上答应为美国效劳，同时仍和苏特保持联系。他打个报告给莫斯科，忍笑自称一帆风顺，打进了美国。过了两年，莫斯科对这位卧底特务的工作十分满意，决定派他两口子双双去巴黎当寓公。这样，他便跟比尔发生联系。
魔侠案爆发，斯维茨报告莫斯科，他已经脱身事外，准备销声匿迹一个时期。他退隐得那末彻底，从此踪影全无。
法国警察责在抓住罪犯，当然求之不得，来他一个一箭双雕，既能牵累法共，又能破案。所以利季埃这个人选，再妙不过。妙处就在他是《人道报》工人专栏的编辑。”
1937年春天，我回到莫斯科，柏尔青的部下不太相信我的解释，认为缺乏正式的证据，足以证实利季埃无罪。于是决定再让我去巴黎。我第二次去法国，疏通法院档案保管员，给他报酬，让我把原件拍成照片。这位仁兄十分愿意，因为池再过一两个月，即将退休，几乎已经没有什么风险可冒。
我既然不可能随身携带文件出入边境，只好交给苏联大使馆，用外交途径递送。约会定在蒙索公园附近一个咖啡馆里，跟大使馆派的人会面。
到了那一天，我走进咖啡馆，只见桌旁坐着一个人，模样跟告诉我的一点不差。四十来岁年纪，鼻戴眼镜，正读着《时代报》。我一面走过去，一面发现那人手指上没有预定的纱布包扎。我结巴了几句话，赶忙逃之天天，心下十分纳闷。过了一个星期，我再去一次补救约会，果然来人手指上有了约定的包扎。我便把夹在报纸里的文件交了给他，接着便交谈起来。他问我在巴黎还呆不呆一个时期。我说还得呆一阵子。他就说，“你把电话号码留下，如果有需要，我好给你打电话。”
我把号码告诉了他，叮嘱他，不到紧急关头，不要使用。谁知道这位“外交特务”拿起笔来便往小本儿上写，一字不改，连最起码的警惕也没有。
这件事使我瞧清楚苏联情报组织的功效如何。简直不能想象，大使馆派出来的人竟能幼稚到这步田地。我当时还想不到：战争爆发以后，这样的作风引起了些什么后果。
1937年6 月，我回到莫斯科。柏尔青已经去西班牙，担任共和政府的军事顾问。我由斯蒂加接见，汇报了出差的经过。他肯定说，魔侠案已经完全解决。我后来屡次会见他。
在这些接触的过程中，我原则上同意了从事情报工作。我当“特工" 并不是出于爱好或天赋，我也不是军人，唯一的雄心只是跟法西斯势不两立。所以，能说服我的道理是：苏联军队不需要机器人，也不需要“官油子”，而需要是确信战争已经不可避免的党员积极分子。
骰子已经抛了出去。我已经定了终生。
第十二章 传说的来源
大家传说：“特雷伯是苏联特务”。这个传说到底从哪几来的呢？有必要加以说明。
从1930年起，甚至还要早一些，说我坏话的人就说我给苏联搞情报。
正如随便什么传说，事实根据总有一些，不过是经过歪曲和夸大，以便引为证据。法国保安局和盖世太保的档案里，都确有“证据”，证明我参加过魔侠集团。这是一些什么样的材料呢？
我在1942年遭盖世太保逮捕的时候，德国人只知道我的绰号叫做让·吉尔伯。后来在比国搜出了我的真护照，姓名列着利奥波德·特雷伯。可是，自从我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使用“董伯”这个别名。认识我的人都只知道我叫董伯，特别是警察机关。而盖世太保却不知道董伯。我呢，也就尽我所能，不让董伯和特雷伯对上口。因为，好几十位党员积极分子，都在1930年被列入档案，作为董伯的联系人。
如果一对上号，这些人马上就会受连累。
幸而在1932年，法国保安局工作出了纰漏，档案里也没有把董伯跟特雷伯对上号。一方面，保安局监视着“共党捣乱分子”董伯专门在犹太人中间活动。另一方面，保安局又搞到了斯特罗姆老等着的两封信，都是寄给特雷伯的。
哦豁，小伙伴们如果觉得52书库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https://www.52shuku.net/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排行榜单 | 找书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