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有多少日子了，电话老不吱声。跟外界已经完全隔绝。忽然电话铃响，把我吓了一跳。我的老伴在电话里叫我，向我祝寿。整整一天，法国、丹麦、瑞士、加拿大，比利时，美国，都来电话，不是儿子们，便是亲故们，甚至素昧 平生的人，也向我讲几句关切的话。原来，为我声援的运动 已经在欧洲展开，所以陌生人也动员起来．我不再是孤单的 人了。
从23日起，接连几天，邮递员每天早上都送来几十封来 自五湖四海的信电，荷兰寄来两个邮包，装着几百封小学生 的信。其中有画的，也有写的，都是孩子的口吻，向我表示 友情和安慰。我看了感动得潸然泪下。不，我不再是孤苦伶仃的人了。我眼前重新出现童年的场面：诺维·塔尔格……
第二章 诺维·塔尔格
1904年2 月23日，我出生于加里西亚省的一个小镇，镇子小得在当时的地图上都不容易找到。特雷伯一家人住在索别斯街五号。房子不怎么样，是我父亲亲手造的。砖瓦都是自己囤积起来的，到底还是欠了一屁股债。楼下开个小小的杂货铺，专卖庄稼人要的货物和粗陋用品。装满种子的粗布口袋就地堆着。顾客很少用现钱买东西，一般都用他们地上长的东西来做交易。铺子楼上只有一层，三开间，布置简单，是一家人生活的地方。
根据一鳞半爪的回忆，我的童年似乎相当安定快活，尽管家里十分贫穷。大概是天天过的苦日子，虽然黯淡，却比较容易淡忘。倒是我爸爸每天早晨塞在我枕头底下的糖果，至今记忆犹新。这是他每天出去干活以前的老规矩。
我的家是一个典型的犹太家庭，具有一切犹太家庭的特点。姓的是特雷伯，看不出原籍是哪里。亲故们有的姓特劳恩斯坦，有的姓哈摩希拉格，有的姓辛格，有的姓佐尔摩，也都只是日尔曼族人的姓。有一天，我把这个问题向学校里舱老师提出。他每星期用一个小时跟我们讲犹太民族的历史。他给我解释说，十九世纪末，奥匈帝国的犹太人获准改名换姓。维也纳政府大概认为，犹太人换了德国姓氏，比较容易和奥国居民打成一片。不仅改姓，连名字都换了。就这样，我的出生证上写的是；利奥波德·特雷伯。
诺维，塔尔格的犹太族人有三千光景，在中世纪建镇的时候，已经扎下了根。当地的农户十分穷苦，单靠薄地的一点收成，勉强糊口。
村子里，一星期才吃一顿面包。土豆饼子和包心菜是经常的饭菜。星期天，老乡们成百。成百地来镇上礼拜。他们把鞋搭在肩膀上，到了教堂门口才往脚上穿。种地的犹太人也不富裕，一双鞋也得穿一辈子。村子没有富裕的农民，搞集体化的专家们，想揪出一名富农来，恐怕很不容易。连镇子上也没有什么财主。
镇中心，一直没变，有一些比较富裕的犹太人和波兰人住在那儿。他们做买卖，当医生，当律师。走出镇中心，一到边缘的街道上，便是些十分简陋的手工作坊。
所以，移民到美国和加拿大去的人，一年多似一年。他们以为乐园在望，兴高采烈地摒挡行李，准备踏上遥远的征途。这种情景仿佛还在跟前。他们敞开衬衫领子，翻在外衣上面，手里提些小木箱子，头戴瓜皮帽，免不了带些得意的神色。
我得马上补充一句，在诺维·塔尔格，仇视犹太人的风气是根本不存在的。犹太居民和天主教居民关系十分友善。
也许因为当时在奥匈帝国统治下，执行的少数民族政策比较开明。在这上面，我想讲一个掌故。有一天，镇子上准备接待克拉柯维亚大主教斯别哈老爷。天主教徒参加接待是理所当然的，可是犹太居民也大做准备，就不免有点古怪了。
这么一来，大主教到了镇上，便当着成千的天主教徒，给犹太教长赐福。这位犹太教长竟仪仗庄严，排着队伍，从犹太教堂里走出来接受赐福！
我的爸爸妈妈都是犹太教的信徒，但并不过火。星期五晚上，我妈老点蜡烛，晚餐吃鱼。因为价钱太贵，白天只好少吃一顿，以资弥补。星期六，全家去犹太教堂。不过对孩子们来说，宗教仪式只不过体现一些节庆的习惯，大家团坐一桌，吃那些平日吃不到的东西。我们平时虽然不吃大荤，但是也有例外。我妈偶尔也叫我去买火腿，每次都叮嘱我：“留神点，别让人瞧见你进熟肉铺。”
平静的生活，家庭的温暖，不久便打乱了。战事一起，镇上的一小支驻军便开赴前线。当时好象过什么节似的。部队开拔，乐队领先，枪筒插花，人群欢欣鼓舞。我瞧着出发去打德皇的队伍。几个月过去了，死气沉沉，毫无动静。然后，伤兵陆续回来，住满了医院。我虽然还是个小孩子，可是已经意识到，战争并不是寻欢作乐。
有一天，镇上纷纷传说：“哥萨克骑兵来啦！”真该看看犹太人吓成了什么模样。一说到哥萨克骑兵，大家马上就会想起杀犹太人。犹太人立刻组织起来，向维也纳撤退。特雷伯一家人也跟大家一道出走。
一般说来，似乎孩子们不管政治。这通常是对的。但是别忘了，政治却不放过他们。我是到了维也纳才开始看报的，前线的消息看得最仔细。我又进了犹太中学，于是宗教问题也成了我的心事。我对犹太人的观念相当模糊，可是有一个星期六，这个观念搞得越发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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