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我陪父亲去到一座寺庙。姑娘们唱得真动听。
出来时，两个姑娘从我身旁走过。只听得其中一个姑娘喊道：“耶稣、玛丽亚！咱们今天没把‘请听以色列’这个祷词唱好。”我听了莫名其妙。不是犹太人，怎能到教堂里来唱犹太教的正式祷词呢？宗教这个东西，在我看来，太不简单。
童年的怪事可还没经历完呢！我记得，从中学回家，老去一家意大利人那里买冰棍。意大利人在维也纳做的冰棍，很有名气。忽然一天下午，我熟识的意大利商人不见啦。我走了一家铺子又走一家，家家都关上了门，理由是意大利跟奥匈帝国开战了。打这一天起，维也纳居民叫完了“上天惩罚英吉利！”又叫“上天毁灭意大利！”这算是人们见面时问好的话。上天又该怎么办呢？听奥国人的吗？该打败英法联军吗？还是应该反过来呢？上天到底选择哪一个阵营呢？
这些问题也叫我纳闷。
有一天，群众狂欢贺喜。奥国军队打下了普伦密斯炮台，维也纳庆贺胜利，十分盛大，爱国精神动人心弦。街道上悬旗结彩，人群向皇宫拥去，到处都欢声雷动，大家彼此拥抱，欢笑，叫喊，奔跑。我家附近，一位犹太老婆婆也想学样，她拼命拖着一个小姑娘，嘴里吆唤：“皇帝万岁！皇帝万岁！”不久，她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便用犹太话说：“由他去死！我可受不了啦！”这么一天，这样诅咒，叫个少年儿童听了，岂不古怪？我再一次碰上了难题：到底什么算好，什么算坏？
显然，世上搞得清楚的事少，搞不清楚的事多。除了宗教，战争也不好懂。当然罗，旗帜飘扬，喇叭震耳，战报纷纷，人群欢庆。但是，我虽然还在童年，毕竟不能不看到这些场面的背后。我家就吃了战争的苦头，不仅两个哥哥征去当兵，而且一个已经在意大利前线失踪，另外一个也受了伤。
我那可怜的爸爸，马上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动身寻找儿子。他一直赶到前线，在一个小小的野战军医院里找到啦。
到了那儿，他才明白，儿子在炮战时，被炸进一个弹坑，震得成了聋子哑巴。爸爸把他送进后方医院，精心调护，总算恢复了一点听力。这个时期，家里的凄凉味儿可想而知。说实话，我在维也纳见识了一些事情，跟学校里教的，恰恰相反。
这个教训，实在辛酸！在维也纳呆了两年，重新回到老家。
怎样回去的，我已经记不清楚。不过，我知道，就在这个时期，我对宗教的模糊观念，转变为愤愤不平的怨气。有一次免罪节，教长十分详细地告诉我们，我们随时会有多少种死法。我仔细观察信徒们脸上的反应，只见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我觉得太不象话。我可不愿意这样逆来顺受。这样做法的唯一用意，无非是叫苦难的人们忘掉自己当前的苦难生活。
没法让老百姓吃饱肚子，那就塞鸦片给他们吃。这个真理，我不是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那时候，我连他的名字也没听说过。可是，谁想学东西，那末波兰的农村却是再好不过的地方。
1917年，我父亲已经四十七岁，衰老得早，得了心脏病去世了。照犹太人风俗，整整七天什么事也不做。家里，百叶窗紧闭，镜子都罩上布，全家坐在小板凳上，在阴影里过了一个星期。落葬时来人很多。坟场里，教长唪经，教人节哀顺变，天帝的慈悲是浩荡无边的。我又一次对逆来顺受，听凭命运的说法大为反感，只觉得冤屈，无法容忍。宗教这个东西，从此与我无缘。上帝是盲目的，我扔开他去接近活人。活人在我遭难的时候是善良的，友爱的。我失掉了信仰，开始相信人道。我认为，一个人认识了自己的处境，只要想加以改造，那就只有自己救自己，千万别去靠什么天堂地狱。
人只有自助，天是不会帮助你的。这个念头怎么会坚定下来的呢？有一次，在维也纳，父亲带我去克隆纳马戏班看杂技，空中飞人连网都不张，这就使我的想法落实到行动中去。
这样，我在童年结束的时候，已经意识到，生活有如走钢丝，永远是危机四伏。
残酷的欧战年月结束，我到了成人的年龄。战后重建的新波兰，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属于少数民族，原来在德国、奥国、俄国的统治下过日子。三百万波兰犹太人的同化问题依然没法解决，反犹太主义的条件依然齐备。好几个政党公开宣布排斥犹太人。政府也不免受到它们的影响。在“犹太人回巴勒斯坦去”的叫喊声中，大学里定出了限制犹太学生的办法。政府颁布命令，禁止犹太人管行政。商店和合作社一批一批开张，跟犹太店铺竞争。同时还发起了“买波兰货运动”。
我那时候已经深信，犹太主义不单是一个宗教问题。这是一个少数民族，千百年来饱受迫害，含辛茹苦，可是自己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形成绵延不绝的犹太主义。因此，我加入了青年犹太运动，名叫“哈柯梅·哈蔡尔”，宗旨在于复国。欧战期间，一批犹太知识分子在维也纳成立了这个小团体。接着便在整个东欧发展起来，提出到巴勒斯坦去，彻底解决犹太民族的前途问题。1917年11月2 日“巴尔福宣言”，不是宣布了英国决计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的家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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