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城市已被敌军占领，战报里还说在我方手里。我在十天前看见开过去的英国兵千方百计炸掉小运河，自以为可以妨碍德军的进展。可是，桥炸了，旁边的楼房也跟着炸了，人心越发大乱，大家都看清楚盟军是什么也挽救不了的了。
仔细观察这一次的闪击战，可以得出非常有价值的启发。
我打算忠实地汇报给情报中心，但是，首先非得开动我的收发报站嘛。
我们的发报机隐蔽在诺克市。为此，我们在那儿专门租了一处别墅。正打着仗，要搬到布鲁塞尔，当然有困难。诺克市还没有被占领。只要不浪费时间，很可能搞得出来。我派了阿拉莫去办。可这位仁兄觉得差一两天，没什么了不起，便绕道奥斯当去看看他的女朋友霍力克夫人。她在那里管我们一家支店。等到阿拉莫赶火车到诺克市去，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只好再跟莱奥一起，重起炉灶，白手起家。我们再次集思广益，大家出主意，绕过险阻，克服困难。我们和比京保加利亚领事馆一位馆员有交情，便去求他帮忙。他当然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保加利亚是德国的盟友，这人又有汽车，可以通行无阻，我们便求他帮我们到诺克市的那处别墅去找珍贵的物品，因为怕乱中遭抢劫。这样便坐车出发。
诺克市一片荒凉，家家都经过‘访问’。我们的别墅里，家具全空，简直受过洗劫。剩下的只有一个大柜，大概是因为搬不动。大柜里，我们本来搞了个夹层，收藏发报机。
大柜已经空空如也，可是夹层没被发现，贵重发报机箱子动也没动。我们便把箱子搬上外交牌号的汽车。归途路上，除了德国汽车以外，只有我们这辆轿车。这儿一条封锁线，那儿一个检查卡，我们节节通过，十分顺利。凭着车上挂的外交牌照，德国士兵还向我们举枪致敬。
离布鲁塞尔还有一半路程，汽车抛了锚，再也开不动。
我们只好下车，带了箱子，在路边上搭便车。我们的模样真好看。两个苏联特务，手提发报机，由一位保加利亚外交官陪同在那儿想搭德国军车。一辆辉煌的大轿车停了下来，车里坐着党卫军高级军官，听了我们的解释，便让我们上车，并且叫司机把发报箱放进车后面行李箱里。大家友好地交谈，走完全程。保加利亚盟友嘛，什么事不好商量。经过一再推辞，才谢绝了把我们护送到家。我走进一家咖啡馆，喝了不少白兰地，庆贺我们的相逢、相别。
总算没人啦，我们叫辆出租汽车，回到隐蔽住所。不幸，阿拉莫打开箱子，准备发报，才知道机子完全没搞好。只好再去请商务代表替我们发军事情报。
诺克市之行至少给了我启发，既然坐了保加利亚朋友的车，一路便那末样顺利，干吗不去战场转一圈呢? 理由是，我们“橡胶王”总公司在法国北部有家支店，最好能去瞧一瞧。我们的保加利亚朋友本来爱出游，哪怕要冒点小风险，再加他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又爱帮帮朋友，他便答应了我们，说他自己也想去看看住在那个地区的朋友。于是，我们在5 月18日离开布鲁塞尔，带着通行证，哪儿都能去。
我们一走便走了十天，穿过德军攻破的色当，观察了阿布维尔周围的战事，和敦刻尔克大撤退战场。回到比京，我写了一份八十页的报告，总结了我亲眼目睹的闪电战：战车部队深插敌后，空军轰炸战略要点和战线前后的交通联络等等。
跟日耳曼指战员相处了十天，我深信不难跟他们接触。
从军官到士兵，嗜酒善谈，打了胜仗，不免喜欢夸耀一番。
他们希望不到年底便解决法国和英国，接着便跟苏联算账。
反正整个计划不外这些。
后来我们又见到一些党卫军的军官，看法有点不一样。
他们告诉我们说，原先他们以为不用再打苏联。这显然是纳粹宣传的结果。苏联的宣传也是其应如响。当时，苏联最时髦的是歌颂苏德的友谊。德国方面，情况一样。戈培尔本人也在他疯狂叫嚣的演说里，把迹近反苏的词句取消。在这几个伤心的月份里，我们往往在德国军官嘴巴里，听到把希特勒和斯大林相提并论。照他们说起来，国家社会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还向我们指出，两家选择的目标完全一样，只不过道路不同。我们当然没有心情去追问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到底葫芦里卖什么药。
我亲眼瞧见德国军官拍着汽车盖子嚷嚷：“我们攻势得手超过了所期望的，还不是靠苏联给汽油开坦克，给皮张缝皮鞋，给小麦烤面包! ”
第五章 初步措施
战事往南移了。我们打算随着这个动向，再搞一次“视察旅行”，以巴黎为目的。我们的保加利亚朋友贝特罗夫，依然替我们驾车。
德军开进巴黎才几天，我们也就到了那儿，景象十分凄惨。纳粹旗在巴黎上空飘扬。街上尽是灰绿军装在游荡，市民仿佛都走空了，免得目睹敌人的队伍进城。
我们决定在巴黎建立“红色乐队”的总部。为此进行了初步接触。6 月底，我和莱奥接受了瑞典驻比使馆一位熟人的提议，为红十字会把几百封法国战俘的家信送给维希政府。
我们坐瑞典红十字会的车去到维希，并且用了整整一夜工夫看了这些战俘家信。信里面都愤怒谴责法国政府和参谋部，甚至用丁卖国的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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