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希政府乱成一团，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政客们激动之余，都去温泉疗养以恢复元气。可惜，这些人恢复了元气，对法国却没有什么好处。
我们在法国战时首都抓紧时间建立了初步联系。1940年整整一个夏天，我们用全部精力把巴黎小组建立了起来。希勒尔·卡茨帮了我很多忙。我是在巴勒斯坦认识他的。跟我认识莱奥的情况差不多。从1929到1932年我在巴黎居住的期间，我们继续彼此往来，后来却失去了联系。
卡茨的身材中等，虽然戴着厚玻璃眼镜，目光却十分敏锐。前额很高，头发很厚，为人热情，热爱生活，很容易跟别人接近。他跟他父亲一样，爱好音乐，同时又会使泥水刀，会造房子。他年纪很轻便加入共产党，对最后胜利充满了信心，从来也不动摇，哪怕在急风暴雨势不可当的时候。
他喜爱少年儿童，辅导共青团组织。他的态度率真，很能引起同情心。他交游甚广，对于我们将来的工作很有好处。他虽然是外国人，却在1940年自愿参加法国军队。复员时军人证上写的是安德烈·杜布瓦。
他片刻不肯错过，马上和我一道投入工作。我们保持了过去的习惯，仍然到处开设公司，用以掩护我们的活，动。
1941年1 月13日，在比京成立了一家公司，叫做西梅克斯戈，在巴黎也成立一家，叫做西梅克斯。阿尔弗雷·科尔班担任西梅克斯的总经理。
卡茨和科尔班是在战争年月里彼此认识并且成为朋友的。被俘后，一道逃走，泅水渡过索姆河。这样的共同经历是不容易遗忘的．复员后，科尔班在吉费尔尼买了一座磨坊，搞了一个家禽饲料厂。我们头一次接触便很成功，大家马上意识到这人值得信任。我问他：“你认为应该继续战斗吗? ”
他微微一笑说：“当然应该，唯一的问题是怎么样搞法。”
我说；“方式方法是要变的。今后的战斗要在内部进行。
你有准备么? ”
有没有准备? 他马上就向我提议，把头一部发报机安在他吉费尔尼的磨坊里！科尔班当了西梅克斯总经理以后，马上就把发报机搬走，因为我们的商业掩护必须丝毫没有破绽。
班子逐渐搭了起来。牙科医生罗伯·布雷耶是科尔班的朋友，也是公司的主要股东，但是不知道我们的内幕。苏珊·广德担任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她是老党员。她怎样认识卡茨的呢? 当时，她辅导一个共青团员合唱队，名叫巴黎音乐合唱队，由她教弹钢琴。
卡茨还招罗了艾莫虞尔．米农，是一位排字工人。我们还不知道米农已经参加了一个抗敌组织，名叫“马丁家”，目的在于监视那些为德国人生产的工厂。米农通知了一个叫做沙尔博涅的人( 这人是盖世太保的特务，战后判处枪决) ，说我们的公司西梅克斯是跟占领军合作的。所以，谁也不会再来怀疑我们。
西梅克斯公司的办事处，设在香什里大街，主要主顾是多特工程局，为德国国防军担任全部营造工程和要塞工程，办事处就在我们公司对门。多特工程局的人对我们的公司感兴趣：因为这些人都是穿军装的投机商，问题只要我们的公司能以黑市价格卖给他们需要的材料。
李豪宁夫人一听说我们的西梅克斯公司，马上就来联系。
这位李豪宁夫人真是一尊人物！当我们跟她发生联系的时候，她正在为多特工程局奔走。过不多久，她又当上了西梅克斯在工程局的代表。她是帝俄驻法最后一任武官的夫人。
还在欧战时期，她极端反共，十月革命后不肯回苏联。她人很聪明，；不畏任何开创事业的艰难。她马上看出了敌占时期能捞多少油水，当下就尽情干将起来。
为了要物色高级翻译处理和德国机关来往的信件，我联系上了符拉季米·凯勒。他出生俄国，长住瑞士，养成当地的习惯，办事认真，遵守纪律。他以为自己在一家正派的公司办事，拿起电话筒来，便大叫“向希特勒致敬I"我本人并不在西梅克斯公司担任什么正式的职位，但是，德国人全都知道“吉尔伯先生”是公司的财政后台。
我们借重贾斯巴尔和莱奥的臂助，于1941年秋天，在马赛的神龙街安顿下来。布鲁塞尔的西梅克斯戈公司，则由肯特主持。除了他和德拉伊两人以外，其余的股东如：沙勒·德拉伊，亨利·赛格，维里·戴佛乃，都只知道在一家普通的进出口公司工作。巴黎和布鲁塞尔两家公司的业务，一概由莱奥总其成。
本来这两家公司的宗旨在于掩护我们的情报网，并为之筹措经费，可是，我们很快就意识到借此可以打进德国的官方机关，其方便之处出乎我们意料之外。过不多久，由于和多特工程局的业务往来，我们两个公司的主要人员都领到了通行证，到处门户无不洞开，跟德国军官的业务来往日益频繁。
在盛宴畅饮之余，纳粹官员往往口若悬河。我们手举酒樽，满面春风，洗耳恭听，把消息牢记在心，日积月累，收获可观。比方说，工程局有一位工程师，名叫路德维格·康茨，跟莱奥成了莫逆之交，把东进战备告诉了他。康茨本来不服纳粹势力，他原先在波兰德苏边界修建要塞，1941年春天，又去走了一趟，观察到德军正在准备对苏联发动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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