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了，”她对我说，“他到另一家去。”
第二天是10月19日，我一醒来便发高烧，我起不来，躺在床上，生平第一次昏昏沉沉，睡梦里见神见鬼，昏迷中，噩梦象演电影，过去的事一幕一幕地演过去，就象一个失灵的万花筒，各种情景，蜂拥而来，互相冲突，彼此重叠。在波兰的年青时代，巴勒斯坦的监狱，莫斯科，巴黎的场面乱七八糟，一幕紧接着一幕，既遥远，又逼近，既昏暗、又明朗，既紊乱，又有条理。我看见父亲去世，重新感受过去的激情，欢乐和痛苦，悲伤和爱情。这一切是那么强烈，那么逼真。
我终于从昏睡中清醒过来，从梦幻的漂流中挣脱出来。
眼前的事实重新逐渐回到我的头脑来。
这是墨一般黑的、令人不安的现实。过两天就是我同斯巴克约定在三位一体教堂会晤的日子。10月22日是同科瓦尔斯基接头的日子。约会的地点却在布尔·拉·雷尼的一间屋子，在那里，盖世太保正严阵以待！我愈来愈焦急；斯巴克一家是不是都安全呢? 他是不是已经有办法给科瓦尔斯基报信了呢? 我再也受不了，又昏昏沉沉睡过去，直到20号快到中午才清醒过来。
“埃德加，为什么你不来电话? 乔琪。”我正在翻阅投敌分子的破烂《巴黎晚报》，这个简短的广告两次出现在第二版上，跳进我的眼帘。
我惊呆了，把这消息读了好几遍。很清楚：潘维茨居然抓到了乔琪。他悄悄地胜利了，就这样他通知我必须听凭他讹诈。我好久以后才知道：这是第二次了，别动队队长利田报纸来宣布他的胜利。从科雷齐回来时，他就已经设法让人刊登过一个广告，说：“乔琪，你为什么不来，帕特里克在他叔叔家。”
乔琪被捕是一个既可怕又意外的打击。必须把主动权再夺过来。10月20日这天晚上，我从吕丝的住所走下楼，打了两个电话，首先打到博乔莱街，检查一下，看看盖世太保的人是否占据着斯巴克的房子。可是没有人接电话。要说我这个朋友的家没有暴露，那是不可能的。那么唯一可能的就是别动队在那里布置了圈套。要是这样的话，没有人接电话就不说自明了。
第二个电话是打到布尔·拉·雷尼白宫养老院的。我表示想同帕伦夫人谈谈话。接电话的人外国口音很重，十分难听。他回答我说，她临时外出了。于是我客气地请他通知我姑妈，我不再到布尔·拉·雷尼去了，而要到巴黎她家里去看她。我的对话人紧张地要求我重复这个口信。我照办了，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说一遍。我这样做要想干什么呢? 是要想在科瓦尔斯基投入圈套之前，尽量把盖世太保的注意力从白宫养老院转移开去。这种做法差不多是没有希望的，但是我对我自己一再重复这句名言； “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自己绝望的人。”
在这期间，我在10月21日如约到三位一体教堂去会见斯巴克。整整一天，为了消磨时间和克制焦虑的心情，我望着窗下。别动队的汽车进进出出索赛街。这些先生们象卷进了一阵狂热的旋风里。晚上九点左右，我走近三位一体教堂。
天已经很黑，几米外就什么东西也看不见了。我竭力保持镇静，自从最近几天发生的事情以来，这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最后，我看见斯巴克在等我。我们彼此拥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急于想知道消息，等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过去了，却只能勉强说出几个字来：“怎么样? ”
我们向克利希街走去。斯巴克告诉我，他的妻子和孩子巳于17日到比利时去。他又说，苏珊无论如何不肯相信发生了危险，所以不愿离开巴黎。他简直不得不把她推上了火车。
为了防范万一，他同苏珊定下了通信暗浯。要是她在信上签名“苏瑟”，那就是说一切顺利。如果她签名“苏珊”，那就不要相信信里的话了。
苏珊·斯巴克——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心情是多么激动啊! ——三个星期后，1943年11月8 日，苏珊被告发了，于是，开始了她苦难的历程，一直到1944年8 月她牺牲为止。
然而，10月21日这一天，我获悉她和孩子们已远离巴黎，十分高兴。接着，我和斯巴克谈到了第二天同科瓦尔斯基的约会。他告诉我的情况并不太妙。歇托克大夫原定在19日打电话给他，中午12时正是规定的时间，电话铃响了，斯巴克拿下听筒，吼叫道：“着火了，一个人也不要走动！”
那一头的电话立即便挂上了。
歇托克大夫明白了吗? 他能给科瓦尔斯基报信吗? 问题真叫人坐立不安。
这是战争年代我同斯巴克最后一次见面。在解放的时候，我们才又再重逢。这期间，巴黎又流了多少血啊! 我回到吕丝太太家，忧心忡忡，老是想着布尔·拉·雷尼的约会。要把别动队的注意力从白宫养老院转移开去，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我自己身上，因为我仍然是潘维茨最重视的猎物。我想了想，就排演了一幕戏：第二天，也就是10月22日，一清早，我就打电话到斯巴克家去。接电话的是一个妇女的声音。于是开始了一段叫人无法相信的对话：“请问你是谁呢? ”
“我是斯巴克先生的女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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