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些细微的挫折，无非“小小苍蝇嗡嗡叫”并无伤大雅。
雷震判刑下狱，海内外愤怒激烈的舆论，比想象中更来势汹汹，可谓继吴国祯、孙立人、“五二四事件”以来，最震撼的政治风波。
法国总统戴高乐，不顾华盛顿的反对，断然和北京建交，[1]使国府在西欧的外交防线，出现严重的缺口。
湖口事件，[2]有惊无险。但反映出，少数军队将领对现状的不安与不满，非单纯的“违纪案”那么单纯。
当局的因应，不外乎强化控制手段。五中全会后，举行“党员总登记”，“反攻授旗式”，内容、形式，早已陈旧不堪，难期振衰起弊的作用，可是，观众再无反应，戏还是要演。
经国个人，晋升为二级上将，[3]关于升阶这件事，各方看法，十分分歧。很多战功卓著的将领，发出不平之鸣。“太子凭什么升上将，他有战功吗？”同情者认为，彭孟缉之流，由军安副司令而代参谋总长，以直升机升空的速度向上爬，经国难道不该升上将吗？
这一期间，经国的职务，是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其余的如行政院政务委员、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会主任委员、党的中央常委等等，与军方根本沾不上边，国家安全会议究竟是什么性质？属于国防部的建制？抑总统府直属的机构？亦如五十年代初总统府那个资料室那样，妾身未明。
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既无硬性规定要军人出任，他的几位后任如黄少谷、沈昌焕等，甚至是道地文人。蒋先生此举，除非有意安排经国出任参谋总长，晋阶的本身，殊少积极意义，和苏联勃列日涅夫苏维埃主席任内，升为陆军元帅一样滑稽。唯一的合理解释，为太子未来做国防部副部长[4]铺路。
辅导会的担子，经国挑起来，驾轻就熟。一来，他自己勤奋，脚踏实地苦干实干，一来有美援作后盾，无资金匮乏之虞。辅导会开山筑路，实业大兴。数年间，又是一片他自己的新天地。
敌人方面，大陆经济，稍见复苏，无外患，无内忧，正是安定民生，经济建国的黄金时期。
敌我形势，相互消长，颇使蒋先生生“观衅而动”的决心。
一九六二年五月，突下令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配置行动，北投的政工干校，临时开设战地政务班，为未来收复地区的党政干部，从事培训工作。
国民党八届五中全会中，通过“光复大陆指导纲领”，公开倡言，“为反攻复国开路，贯彻革命任务。”
宁静的宝岛，无复宁静，好象“反攻圣战”，已迫在眉睫。蒋先生不断接见外国记者，重申“我可独立反攻，苏俄不会干预”，“国军一旦开始反攻，三五年内底定全国”等信念。
北京宣布：国军游击队九批，计一百七十二人，曾先后在大陆沿海海丰、惠阳、惠来、台山等地登陆，遭到擒获，证实，台湾蠢蠢欲动，并非只说不练的宣传攻势。
大陆出现经济困难，中、苏关系恶化，诚然，有利于国军采取行动的时机。单靠台湾一岛的力量，想旋转乾坤，蒋先生尽可舌灿莲花，毕竟曲高和寡。
解放军可以放手让国军在闽粤沿海登陆，受地形限制，机械化部队根本无法在这一边的山区施展。遇到优势兵力的围歼，国军顿成瓮中之鳖，山东之役的故事，即会重演。
国军总兵力，号称六十万，如倾巢而出，台湾空虚，分兵出击，寡不敌众。退一步说送一个野战兵团，约十至十五万人，强行抢滩登陆，暂且不提海军支援，哪来如许规模的渡海工具？登上去，后勤补给又怎么办？后继部队，如何运补？
蒋先生寄希望于“大陆同胞揭竿而起”，这是一厢情愿。曹聚仁说：
“在大陆的中国人民，从心底期望中共政权能够巩固下去，他们体会到他们的幸福是和中共共存的，他们不愿意再看到一次内战或对外的战争。没有人再提起蒋介石，也没有人想到他，会想到蒋介石的人，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5]
毛先生的声望，在绝大多数人心目中，依旧是“红太阳”，困难只是暂时的，想“揭竿而起”的那一批，早在“肃反”运动中，荡然无存。
蒋先生的一言一行，北京方面，冷眼旁观，可是并不重视。倒是，华盛顿的年轻总统，沉不住气了。这年（一九六二年）八月，肯尼迪提出警告，他说：“国军如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那等于自杀。”台湾此举，将违背《中美协防条约》。[6]
台北出版的英文《中国日报》(CHINA NEWS),毫不隐讳地，予以揭载，官方或半官方的中文报纸，奉命一字不提。
自朝鲜战争以后，美国先中立台湾海峡，杜勒斯签的协防条约，比杜鲁门的中立化，虽有进步，华府却是个现实主义者，奉行决不轻易陷入中国内战泥淖的原则。国军的任何行动，悉在美军协防司令部的监视下，它们的杀手锏是，从汽油、零件，到弹药补给，最多仅有两至三个月的贮藏量。国军轻启战端，肯尼迪指为“自杀”，一语双关，自非过甚其词。
迫于形势，一场虚张声势的“反攻圣战”，继停止征收国防捐，而悄然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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