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上，刘安是一个失败的野心家。在学术上，他却是一位难得的才子，一位有为的成功者。
《淮南子》一书，可以看作西汉前期思想的总结。《汉书·艺文志》将它列为杂家，其实，这部书大体还是具备完整的体系的。
《淮南子》同时批判儒家和法家，而积极提倡“无为”的文化原则，这是和汉初政治文化形势相一致的。然而《淮南子》所说的“无为”，并不是说凝滞而不动，而是要人们注意顺应事物的发展规律，正像《淮南子·原道》中所说的：“因其自然而推之。”
《淮南子》的社会历史观也有以民意为重的内容。《淮南子·泰族训》写道，商汤和周武王发起灭亡夏桀和商纣的革命，之所以能够胜而得天下，是由于“因民之欲也”，也就是顺从了民众的欲望。只要能够顺从民众的欲望，“则无敌于天下”。《淮南子·齐俗训》也写道，历史上英雄人物要“功成”“名立”，就应当使自己的思想和实践“周于世”，“合于时”。只要顺应时势，顺应民心，自然可以无往不胜。《淮南子·主术训》也说，利用众人的智慧，那就没有什么不能够承担的；集中众人的力量，那就没有什么不可以战胜的。能够顺应民众之心的人，取得天下，治理天下，都是没有问题的。
宋人胡宿《淮南王》诗写道：“贪铸金钱盗写符，何曾七国戒前车。长生不待炉中药，鸿宝谁收箧里书。碧井床空天影在，小山人去桂丛疏。云中鸡犬无消息，麦秀渐渐遍故墟。”这里所说的“鸿宝”，是指淮南王刘安的著作。《汉书·刘向传》说，“上复兴神仙方术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鸿宝苑秘书》”。一般以《鸿宝》为道教修仙炼丹之书。《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王赋八十二篇”，就赋作产量而言，仅次于“枚皋赋百二十篇”。至于“小山”，则是在刘安主持下，他周围文士们创作的文学作品。
汉代学者王逸在《〈楚辞·招隐士〉解题》中说，淮南王刘安博雅好古，招怀天下俊伟之士，多有学者追慕相从，他们各尽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辞赋，按照内容形式分类，有的称“大山”，有的称“小山”，和《诗经》中有“大雅”、“小雅”一样。
司马谈·司马迁
稍有中国历史文化常识的人，不会不知道《史记》。
在汉武帝时代，史学的学术性成就的顶峰，正是《史记》一书。
《史记》是西汉时期最伟大的文化创造之一。《史记》全书130卷，是一部上起传说时代的黄帝，下迄汉武帝时代的中国通史。作为史学著作，其内容之完整，结构之周密，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史记》以人物《纪》、《传》为主，辅以《表》、《书》，合编年、纪事诸种史书文体之长，创造了史书的纪传体新体裁，成为此后二千年王朝正史编纂形式的规范。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史记》这一书名，是在东汉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之后才开始出现的。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年说法不一，一说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20岁开始游历天下山川，重视探访重要的历史遗迹。此后不久，仕郎中，以汉武帝侍卫和扈从的身份多次随驾出巡，并曾奉命出使巴蜀。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继承其父司马谈的职务，任太史令。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陈述了自己家世的历史渊源及学术背景之后，说到父亲司马谈竟然是因为未能追随汉武帝封禅泰山，以致“发愤”而去世的。
司马迁当时奉使西行巴蜀以南，经历西南夷之地，返回之后向朝廷汇报时，与父亲相见于河洛之间。父子两代历史学家之间，有一段悲切感人的对话。
司马谈紧紧握着司马迁的手，流着热泪说：我们的祖先曾经是周王朝的太史，再往上追溯，前代祖先还曾经在虞夏之朝有显赫的功名。后世竟然中衰，难道要在我这一代中断了吗？你接任太史，则继承了我们祖先的事业。现今天子封禅泰山，是承接千年绪统的重大举措，而我却不能从行，是命运这样决定的吗？我死之后，你必然任太史。任太史之后，不要忘记了我有心完成的论著。……当今大汉兴起，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我任太史而没有记载，废天下之史文，令我内心十分惶恐，你应当时时想着这件事！
司马迁低着头，也禁不住泪双流。他说：小子不敏，愿意详细论说先人所记录的史事，不敢遗漏。
我们看到，一种文化的传承，文化的接替，是通过这样的心与心的交孚感会而实现的。
《史记志疑》卷三六引慵讷居士《咫闻录》，有这样的说法：“太史谈且死，以不及与封禅为恨。相如且死，遗《封禅书》以劝。当时不独世主有侈心，士大夫皆有以启之。杜子美天宝十三载献《封西岳赋》，劝玄宗封华山，帝未及行，明年禄山反，天下大乱。文人孟浪类如此。”论者指出，封禅的荒唐表演，不仅出于帝王的“侈心”，也有文人怂恿的因素。汉武帝时代的司马相如，唐玄宗时代的杜甫，都有这样的不庄重的“孟浪”言行。看来，《咫闻录》的作者是承认“太史谈且死，以不及与封禅为恨”是真实的心理记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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