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中井积德说，司马谈留滞周南，其实是因为汉武帝决意“尽罢诸儒不用”。而《史记·封禅书》记载，司马谈确实曾经热心于具有浓重神学色彩的祭祀仪礼的制定与说明。元鼎四年(前113)，他曾经与祠官宽舒议立后土祠。元鼎五年(前112)，又与宽舒议立泰畤坛。两次建议均得到采纳。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在封禅即将进行时“而尽罢诸儒不用”的这种强烈反差下，他痛感失落，悲怨积郁于胸，终于“发愤且卒”，其实是很自然的情形。
中井积德又说：“封禅出于术士之妄，岂儒者所可言哉？谈罢可谓幸矣。乃发愤至死，何惑之甚！虽迁亦未知封禅之为非也，是汉儒之通病矣。”他说，封禅建议本来都是方术之士的妄言，儒学学者怎么可以参与其事呢？司马谈被排斥其外，是他的幸运，然而竟然郁怨而死，他怎么竟然糊涂到这等地步！即使是司马迁，也对于封禅没有清醒的认识，这看来是汉代儒者共同的思想误区啊。
按照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的说法，司马迁就在和司马谈相会于河洛之间后，立即就东行追行汉武帝乘舆，司马谈去世时，司马迁可能正在汉武帝身边服务。
就总体而言，司马谈是一位极有识见的历史学者。
俞正燮《癸巳类稿》曾经说，“《史记》之事，大半谈著，至其驰骋议论，谈无与焉”。说《史记》记述的历史，大半都是出自司马谈之手，而史学议论，则出自司马迁。顾颉刚《司马谈作史》一文也指出：“《史记》一书，其最精彩及价值最高部分有二，一为楚、汉之际，一为武帝之世。武帝时事为迁所目睹，其史料为迁所搜集，精神贯注，光照千古”，“若楚、汉之际，当为谈所集材。谈生文帝初叶，其时战国遗黎、汉初宿将犹有存者，故得就其口述，作为多方面之记述。此一时期史事之保存，惟谈为其首功。其笔力之健，亦复震撼一时，叱咤千古。如闻董生辈转述夏无且语而写荆轲，生龙活虎，绘声绘色，其文学造诣之高可知。其书有传文，有赞语，开创作之一体，为二千年来史家所共遵，其史学见解之深辟亦可知。故《史记》之作，迁不得专美，凡言吾国之大史学家与大文学家，必更增一人焉，曰‘司马谈’。”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说，“史公交游，据《史记》所载，《屈原贾生列传》有贾嘉，《刺客列传》有公孙季重、董生，《樊郦滕灌列传》有樊它广，《郦生陆贾列传》有平原君子(朱建子)，《张释之冯唐列传》有冯遂(字王孙，《赵世家》亦云‘余闻之冯王孙’)，《田叔列传》有田仁，《韩长孺列传》有壶遂，《卫将军骠骑列传》有苏建，《自序》有董生。而公孙季重、董生(非仲舒)曾与秦夏无且游，考荆轲刺秦王之岁，下距史公之生年凡八十有三年，二人未必能及见史公道荆轲事。又樊它广及平原君子辈行亦远在史公前。然则此三传所纪，史公或追纪父谈语也。”《史记》文本中多处说到作者的交游实践，其中若干人以年龄分析，并不与司马迁同时，王国维于是判断是司马迁追记父亲司马谈的言谈。
顾颉刚则说，这样的情形，并非或然，而是必然。《史记》赞语中所说的“余”，其实是司马谈自称。看来，司马谈著史，有传，有赞，则《史记》之体例是由司马谈创定。而司马迁继作，仍然采用了司马谈设定的结构，和后来班固承袭其父班彪作《汉书》的情形其实相同。
太史令司马迁曾经参与主持制定新的历法。此后，开始撰写《史记》。天汉二年(前99)，李陵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兵败投降，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下狱受腐刑。获释后为中书令，忍辱发愤，完成了《史记》一书的撰著和润饰。
《史记》这部历史名著以文化内涵之宏大和历史眼光之阔远，久已受到学人的重视。
扬雄《法言·君子》写道：“《太史公》，圣人将有取焉。”《太平御览》卷六○二引桓谭《新论》也说：“通才著书以百数，惟《太史公》为广大，余皆丛残小论。”王充在《论衡·案书》中又写道：“汉作书者多，司马子长……，河汉也，其余，泾渭也。”司马迁的史书是大江大河，其他著作则如同泾渭这样的支流。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也说司马迁“博物洽闻”，其书则“涉猎者广博”，“驰骋古今”。后世又有朱熹《朱子语类》说“司马迁才高，识亦高”，风格“粗率”“疏爽”，欧阳修《帝王世次图序》称司马迁“博物好奇之士，务多闻以为胜者”，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则称其“高气绝识，包举广而兴寄深”，黄震《史惑》也说“迁以迈往不群之气”，“激为文章，雄视千古”。又如钱谦益《汲古阁毛氏新刻十七史序》所谓“司马氏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王治皞《史记榷参》所谓“雄深雅健，自成一家之言”，“识力笔力，卓绝千古”，李晚芳《读史管见·读史摘微》所谓“其识甚高，其学甚博”，“其文峻洁雄伟，自成一家”等，也都是值得重视的评论。
《史记》之广大博杂，建构了社会史料的宏大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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