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立皇子钩弋夫人男为太子，虽然考虑许久，但是最后的决策，其实是比较仓促的。他同时指令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田千秋并受遗诏，辅佐少主。
一个新的政治结构，在汉武帝的谋划下建立了起来。
历史进入汉昭帝时代，发生了一些转折。
宋代学者钱时在《两汉笔记》中曾经这样评价汉武帝对自己后事的安排：“武帝好大喜夸多欲之主也。一时人材纷然猬集，凡有以中其欲者，皆得而从臾之。”认为汉武帝好大喜功，多欲有为，又特别喜欢听赞美顺从之辞。所以许多人迎合汉武帝的心理，所提建议都能落实。方士致力求仙，江充大治巫蛊，都是由于迎合汉武帝之心，导致了行政原则的不确定。“东飘西泊，泛泛然如风萍之在江湖，略无主宰，良可悯笑”。政治的失误，往往留下笑柄。但是，晚年汉武帝对身后政治结构的设计，却表现出异常的清醒。“身后之谋，先事而定，所见卓然，断不他属。”看来，汉武帝确实是一代英主，“于此见帝天姿本高，从前浮念，至是扫灭，而真见特达乃如此，汉祚之所以未艾欤！”汉王朝的统治之所以又能够继续，实在是因为他“所见卓然，断不他属”，即判断的准确和执行的果断。
御史大夫桑弘羊
汉武帝临终时嘱托辅佐新主的另一位重臣桑弘羊，早已是著名的理财名臣。
汉景帝四年(前153)，桑弘羊出生在洛阳的一个商人家庭中。他任侍中长达26年。后来出任大农丞，制定和执行算缗告缗政策，又建议整顿币制，将铸币权完全收归中央。
汉武帝时代由中央铸作的五铢钱，成为中国古代最稳定的通行年代最长久的币种。
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提升桑弘羊任治粟都尉，并且代理大农令，承担了总管国家财政经济的重任。天汉元年(前100)，桑弘羊被正式任命为大司农。在代理大农令到任大司农这一期间，他制定和推行了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和酒类专卖等重要的经济政策。
桑弘羊主持推行的史称“均输”的制度，对于汉武帝时代的经济进步有重要的作用。
专制国家在官营运输组织方面的弊病，曾经成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直接导因。西汉人回顾秦史，往往重视秦王朝组织长途运输对民众造成的沉重负担，《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甚至说，正是因为“道路死者相望”，于是“天下始畔秦也”，天下民众才奋起反抗秦的暴政。
西汉王朝建立之后，依然继承了秦的这一弊政。年代为汉景帝四年(前153)的湖北江陵10号汉墓，出土了记载当利里正月至三月算钱账目的木牍。木牍上面的文字告诉我们，仅所谓“给转费”一项，就高达每月定算的3652％。据《汉书·枚乘传》保留的资料，当时中央政府和各诸侯国的官营运输行为，“方输错出，运行数千里不绝于道”，为满足汉王朝统治中枢需求的由东而西的粮食运输，“陆行不绝，水行满河”。汉武帝时代对西南夷和北边的经营，也使民众承受了沉重的运输负担。运输费用的支出，致使府库空虚。到了桑弘羊推行均输制度之前，甚至已经出现了天下赋输有时不能抵偿运输费用的严重局面。
均输法，就是大农向若干郡国派遣均输官，进行官营运输业的经营，改进调整以全国为规模的运输调度，扭转了以往重复运输、过远运输、对流运输等不合理运输所导致的天下赋输运费甚至超过货物所值的现象。汉武帝元鼎年间，河渭漕运粮食四百万石，再加上官府自行购买谷物，方能够满足需求，在桑弘羊以均输法调整运输政策以后，元封年间，关东漕运的运输量增加到岁六百万石。六百万石粟，按照汉代一车载25斛的运载规格，用车可达24万辆次。交通运输的合理组织，促使财政形势也大大改观。
汉代数学专著《九章算术》中有《均输》章，其中的算题，反映了当时官营运输业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制定详密计划分派运量、调度运力，并且严格规定运输行程的情形。
平准法，就是由大农在京师设平准官，进行官营商业的管理，平抑物价，调剂供需，节制市场。
均输法和平准法的制定和推行，体现出西汉王朝的国家经济管理水平有了飞跃的进步。
汉武帝的有关经济政策，在当时曾经引起过激烈的争议。反对派指责这些经济政策是导致民间疾苦的主要原因，呼吁予以废止。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曾经作为汉武帝经济改革实际主持者的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与郡国所推举到中央任职的“贤良”、“文学”就有关施政方向进行辩论。“贤良”、“文学”力主罢盐铁、均输官等新经济政策，以为这些政策的实质是“与民争利”，桑弘羊等仍然坚持汉武帝时代的经济原则，认为兴盐铁、置均输，扩大了政府的财源，是抗击匈奴、消除边患的经济保证，同时，这些经济改革的形式，也有益于民生。他说，先帝建铁官以赡农用，开均输以足民财；盐铁和均输，都是万民所拥护并且从中得到利益的制度，如果罢除，则不利于国家和社会。
“贤良”、“文学”之议，对于继续实行“休养生息”的经济原则，以维持安定局面，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他们对取消盐铁、均输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并没有被西汉政府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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