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李自成要称王,罗汝才只有三种选择:要么干掉李自成取而代之,要么留下称臣,要么率部离开。罗汝才是个讲义气的人,口头禅就是“贼不杀贼”,干掉李自成他想都不愿想;留下称臣吧,他“曹操”闲散惯了,向来不服管,也难受得紧;离开吧,看起来还成,但李自成可就不乐意了——他怎么能给自己留下一个争天下的潜在对手呢?
史书说这位“曹操”先生是:“不能为人上,又不能为人下,是绝物也,安往而非危地乎?”既不能适应形势,又不愿意改变心态,这样的家伙,走到哪里都容易出危险。
宋太祖说得好,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李自成能成为明末最著名的枭雄,{奇}这个道理不能不懂。{书}所以崇祯十六年的三月初六,{网}也就是二攻郧阳的前十几天,李自成请罗汝才和与他亲近的革里眼贺一龙去他营中喝酒。
罗称病未到,贺一龙却欣然前往,喝得大醉。当夜,李自成即命人将沉醉中的贺一龙杀掉,黎明时,李自成以二十骑突入罗汝才帐中,称有事找他商量,罗刚起床,正在梳洗,毫无准备,被来人杀死。罗汝才的部下虽然愤怒,但面对严阵以待的李军,也无可奈何。有部分罗的亲信逃入还在明军手中的郧阳城,陈述了事情的经过,因此这一事件得以通过第三方的记述,在历史上留下详细的记录。
当时跟随李自成活动的其他农民军,主要是罗汝才部和所谓“革左五营”。罗被杀后,其部众大部归属了李自成。“革左五营”也被分化瓦解:革里眼贺一龙被杀与左金王贺锦先后被杀,部众被收编,治世王刘希尧、争世王蔺养成则成为李自成的部将。老回回也属“革左五营”,但他一直保持独立,婉拒了李自成的招降。他随后病死于彝陵,其部队为张献忠所并。
这年的五月,李自成又消灭了对他时叛时附的河南农民军袁时中部。至此,除了张献忠一时还难以解决外,曾在明末大舞台上活跃过的农民军其他各部都已退场,北中国的舞台上似乎只剩下李自成与大明王朝逐鹿中原——如果不算关外那个虎视眈眈的新兴王朝的话。事实证明,明末群雄们都小看了它的野心与实力。
剪除诸雄后,李自成随即自称“新顺王”。
除了统一军政大权,李自成还在襄阳建立起了一整套政治军事制度,这标志着一向被称作“流寇”的农民军,开始运行雏形的政权。
军事制度上,在李自成“奉天倡义大元帅”之下,军衔依次为权将军、制将军、果毅将军、威武将军、都尉、掌旅、部总、哨总等。高一功掌亲军,田见秀为权将军,刘宗敏也为权将军,但地位次之。此下再分前、后、左、右、中五营,每营主将为制将军,其下再设置果毅、威武等将军。
李军将士在行军时,不允许私藏金银;经过城邑,不得在老百姓家里住宿;除自己妻子外,不得携带其他妇女;骑兵一人配马三匹,轮流换乘,确保机动性。
作战中,以骑兵为主力,将数万骑兵分列三排,号称“三堵墙”,如前排溃退,后排负责执行战场纪律。但在久战不下的僵持局面下,骑兵可以佯装败退诱敌,待持长枪的步兵与敌接触后,骑兵回头再战。
攻城中,如守军不战而降,则一人不杀;守一天,杀十分之三,守两天,杀十分之七,守三天以上的,全城尽屠。由步兵四面包围,骑兵巡逻搜索,守军通常极难逃脱。
战利品上,讲究实用,最重视骡马,其次是武器,再次是金银布帛,最后才是珠玉。
官僚制度上,左辅、右弼为最尊,相当于正、副丞相,以牛金星为左辅,来仪为右弼。此下为吏、户、礼、兵、工、刑“六政府”,其职能相当于明朝的六部。
李自成一改长期流动作战的习惯,开始在一些要点设“卫”,派大将率军驻守,还派出了上百名地方官员建立地方政权——但从后来的效果看,这些外派的将军和官吏们并没有能建立起像样的根据地。
李自成还在襄阳开科取士,题目是“三分天下有其二”,有九十多人参加,有七人被录取,状元赏银三百两,其他六名每人一百两,落榜生每人也有十两。
襄阳政权还提出了“三年不征”的口号,并要求自己的地方官给老百姓提供耕牛、种子,以积极支援农业生产。
这一系列措施的直接结果就是,“民皆附贼而不附兵”。
李自成称王后,召开了一次战略性的会议,决定今后的发展方向。投降的明钦天监博士杨永裕建议取南京,据江南之财富,断京师之粮运;顾君恩则认为,攻南京尚需和左良玉等军决战,无必胜把握,即便成功也是缓招,不能立刻制明王朝于死地。不如直取关中,旁略三边,先得边疆劲卒充实军队,然后取道山西攻北京,是为万全。
李自成及其诸将多是陕西人,自然倾向于顾君恩的方案。但顾君恩方案,尤其是后半部分,却相当失策。自唐宋以降,陕西渐趋贫瘠,且十余年来频遭兵乱,早已不是历史书上所谓的“天府之国”与“百二之地”。虽然关河险固未变,其经济基础已近崩溃,实不足以支撑一支数十万人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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