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日，第三急救医疗组的专机再次起航，机上五人；陶寿洪、胡旭东大夫，麻醉师高日新，化验员刘占利，护士孔繁英。专机抵河内后，急救组乘车直奔主席府，立即投入紧张的抢救工作。
27日，胡志明病情继续恶化。专家们会诊后，决定给胡志明输液。然而，这个很普通的医疗意见，却使越南的党政领导人感到为难，这固然是因为病人极度虚弱，担心输液发生意外；其主要原因是因为胡志明怕打针。胡志明的一生几度出生入死，历经坎坷磨难，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杰出的革命家，然而他却极怕打针。这也可称之谓领袖的弱点吧!
越南政治局的几位常委在病榻之侧召开了会议；他们望着昏迷不醒的领袖，终于做出了输液的决定。
护士孔繁英挂好药瓶，排出针管内的气泡，正要进针，胡志明突然睁开了眼睛，孔繁英顿时惊怔住了，几位在场的越南党政要人也屏住了呼吸。
胡志明极轻的声音问：“你叫什么名字啊?”
孔繁英望了周围的人一眼，嗫嚅着说：“我叫孔繁英。”
“你拿着针要做什么呀?”
孔繁英犹豫了片刻，大着胆子说：“胡主席，为了早些治好病，要给您打针。”
胡志明眯着眼睛，嘴角挂着笑意：“你不知道我怕打针吗?你想趁我睡着，搞突然袭击呀!”
在场的人心里都捏着一把汗。
孔繁英窘迫地撅了撅嘴唇，索性爽快地说：
“胡主席，这可是集体研究决定的啊!”
胡志明迟缓的目光，扫视了在场的同志们一眼，他似乎明白了自己病情的严重程度，微微颔首说：“既然是大家决定的，少数服从多数吧!”
在场的同志顿时松了一口气。
孔繁英护士却紧张起来，持针的手不停的颤抖，比量了好久也未敢下针。
“我不怕，你怕什么呀!一针不行，再来一针嘛!”胡志明鼓励着说。
孔繁英屏住气息，一咬牙，猛然一针扎了下去。
胡志明一皱眉。引管里见血，成功了。
在场的几位党政领导人如释重负，纷纷走过来同孔繁英握手，祝贺成功。
孔繁英只觉身子软软的，好一会儿，才觉出内衣都被汗水濡湿了，冰凉。
9月1日夜，胡志明病情急转直下，生命恍如一线游丝。鉴于一国元首病危时，该国领导人应守护在侧，外国使节在场有所不便的常理，在此之前，周恩来便电嘱王幼平大使，胡主席病危期间，未经越方安排，不要前去探视。
9月2日凌晨，中国又派出第四个医疗组，携带药品和器材前去抢救，他们尚在飞往河内的途中，胡志明主席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
9点47分，黎笋下令停止抢救。12名中国医护人员失声痛哭，最后列队向胡志明鞠躬致哀，含泪退出。
周恩来手执河内发来的胡志明逝世的电报，悲痛难抑地流下了泪水。
周恩来失去了一位患难与共的知己。
中国失去了一位亲如手足的朋友。
这种失去在嗣后的岁月里益发显示出沉重和残酷。
心细如丝的周恩来考虑到越方许多善后工作要做，强抑痛楚，给王幼平大使发去第二份署名指示电：不要与医疗组联系；在越方公布消息前不要去吊唁。
周恩来的判断与越方的措施正好吻合，指示及时、准确。因为9月2日恰逢越南建国24周年国庆日。越南劳动党不愿把深受人民爱戴的胡主席的“逝世日”与共和国的“诞生日”放在同一天，否则今后的节日庆祝与忌日的纪念活动无法妥为安排。于是中央决定将胡志明主席的逝世时间延后一天，公布为9月3日。周恩来的电报使中国的工作人员未因过度悲痛而泄露秘密。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王幼平大使对此仍然记忆犹新，感慨良多。他说：“我当大使近30年，周总理署名直接给我发电报，只有这两次，这是我毕生难忘的两份电报。”
飞机穿透云层，直向南飞。
座舱里，周恩来停止了批阅文件，目光定定地透过舷窗，注视着白絮般绵软的云朵。
9月4日，周恩来在叶剑英、韦国清陪同下，乘专机飞往河内，与胡志明主席的遗体告别。行前周恩来电告河内：不要求越南方面做任何接待，告别遗体后，当天即返回国。
不能参加追悼会和越方正式举行的吊丧活动，周恩来的内心有着无可名状的苦痛。但是，参加正式吊丧活动，不可避免的要同苏联的高级领导人会面。鉴于中苏大战一触即发的严重局势。此时会面，对国内的备战、对国际舆论的影响，都是不利的。
河内到了。
周恩来下榻在河内范老五宾馆。
范文同，武元甲、长征、黄国越、裴光造等越南党政领导人先后来到周恩来住处。一见到周总理，好像见到了最可信赖的兄长，顿时泪飞如雨、大放悲声。
周恩来轻抚着范文同、武元甲的肩膀，强抑着盈眶的泪水，悲痛地自责着说：“我来晚了，我来晚了，我早些来，也许他不会走得……那么快。”
周恩来的话似乎开启了泪水的闸门，在场的人顿时大声恸哭起来。人们互相拥抱着，攀挽着，泪水打湿了对方的肩头、衣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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