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叶吉格尔汗的算盘又打错了，伊凡四世不想管他为什么会少拿贡品，只知道贡品少了就是不行。于是，将使臣鲍亚恩达随身财物全部没收，并将其关押起来，另派使者回西伯利亚进行催逼。
无奈之下，叶吉格尔汗只好在全境大勒索凑足了毛皮，次年派使者到莫斯科，补足了头一年的数目，缴纳了当年的1000张貂皮，并另缴纳100张貂皮作为道路费。同时，还写了更为谦卑的国书，表示完全服从于俄罗斯，保证以后的贡品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都再不会迟缓短缺，沙皇这才消了气，把那个倒霉的使臣鲍亚恩达释放。
当年金帐汗对俄罗斯诸公国的盛气凌人也不过如此，伊凡四世算是为祖先出了口气，但这更加催化了叶吉格尔汗的倒台。
1563年，库楚姆终于兵临伊斯凯尔城下，经过毫无希望的抵抗后，叶吉格尔汗弃城而逃，无可奈何地摆脱了让自己无限眷恋而又烦恼不已的可汗宝座。
“王子复仇记”得到了完美的结局，库楚姆恢复了祖先的国家。但这个结局也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场——如何面对俄罗斯人。
成为可汗的库楚姆没有任何权衡，当他坐在宝座上的第一天开始，便宣布解除与俄罗斯的藩属关系，将俄罗斯派驻西伯利亚的使臣处死，并派出军队袭击边境上的俄军哨所。
他没有给自己留丝毫的余地，用行动来向俄罗斯的沙皇表示：我决不会臣服于你，想要土地和毛皮，你只能用军队来夺取。
一些史家对库楚姆汗的作为进行了极高的评价，用了很多誉美之词，例如“远见卓识”，“维护民族独立与国家的生存”等等①。
赞美一个人物，实事求是要比以今度古更能表达对他的尊重。在近代爱国主义产生之前，众多身处逆境的英雄在他们面对不可对抗的命运而百折不挠，所想的恐怕并不是如今人们所能想象到的“民族大义”，他们的力量更多的来自于责任、荣誉、尊严和不甘被奴役的渴望。
库楚姆汗打击叶吉格尔汗，是出于对“黄金家族”荣誉的责任感，他无法忍受曾经的臣仆占据着祖先建立的国家；而对于俄罗斯人的强硬，则是出于尊严和傲慢——你曾经是我祖先的奴仆，如今你强大了，可以灭亡我杀死我，但决不能让我向你俯首称臣。叶吉格尔汗可以选择屈辱的苟活，而库楚姆汗则必须奋战到底。
伊凡四世无端的失去了老实听话的藩属，出现了以死相拼的敌国，这是让人很恼火的事。但立窝尼亚战争的频频失利让他更恼火，西伯利亚的事情只能放在其次。
而作为一个有为的君主，与庸君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做事分不清主次，往往什么事都做不好，而前者却可以在作重要的事情时，对其他的事情也作出妥当的安排。
伊凡四世对于西伯利亚汗国的安排，便是对帝国东部边境的大富翁斯特罗干诺夫家族的任命和授权。
斯特罗干诺夫家族原本是在维亚切各达河的世袭贵族，有着广袤的地产，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家族的土地一直扩展到彼尔姆地区的卡马河流域。而如果仅仅是拥有土地，也不过是个土财主，但斯特罗干诺夫家族更钟情于经商，并享有沙皇赐予的商业特权。在世袭领地中，他们大规模的生产粮食、鱼类和木材，并设立盐矿、铁矿，这些物资的买卖为他们赢得了大笔财富。同时，家族的首脑阿尼卡·斯特罗干诺夫还开辟了从西伯利亚到俄罗斯腹地的毛皮商道，这更是让他们财源滚滚而来。
这是一个富可敌国家族，这样的家族原本对中央集权的俄国有害无益，但难得的是，家族的首脑们都是坚定的爱国分子，可以“不顾个人利益，为祖国忠诚的服务”②。
早在1558年，伊凡四世便召见了家族的首脑亚科夫和格利戈利，向他们颁发了“管理西伯利亚人及其他汗国和地区人们的一切问题”的诏书，让他们作为自己在西伯利亚代理人。赐予他们从卡马河到楚索瓦亚河流域的八十八俄里长的土地，并允许移民，同时免捐税二十年。
从这时候起，沙皇对于斯特罗甘诺夫家族的赏赐接连不断：1564年，伊凡四世赐予家族坎克尔城以下二十俄里的土地，并允许他们自己制造火炮、枪支和招募军队；1568年，赐予楚索瓦河口上溯八十俄里两岸的土地；1574年，赐予托博尔河流域的土地……
随着一次次的赏赐，斯特罗甘诺夫家族终于和西伯利亚汗国接壤了。
忠于沙皇的家族首脑们自然知道主人的良苦用心，就是要他们作为征服西伯利亚汗国的前哨。为了不辜负圣恩，家族的武装在西尔瓦河与亚伊瓦河建立了西尔文斯克、亚伊文斯克、尼日涅－楚索夫斯基、维尔霍涅－楚索夫斯基、瑟尔文斯基、奥切尔斯基等军事要塞，形成了一个坚固的堡垒链，一方面是为了防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日后进攻西伯利亚汗国建设后方基地。
在沙皇不停的用赐予土地的方式敦促斯特罗甘诺夫家族向东挺进的时候，库楚姆汗也在积极的作着战争准备。作为一个民族、部族林立的国家，要想把所有人团结起来仅靠祖先的血统是远远不够的。他开始大力推行伊斯兰教，希望用宗教的力量作为纽带来巩固统一。果然，库楚姆汗的政府获得了空前的认可，他的军队中包括了几乎所有民族和部族的青壮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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