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这样打下去，汗廷不会有任何好处，于是博迪汗多次派遣使者希望互市，但此时在位的嘉靖皇帝一律不予理睬。
自古以来，中原王朝与游牧国家互市，总是“厚往薄来”，是羁縻之策。中原王朝若是不愿意，原本无可非议。但拒绝要有拒绝的本钱，一方面在纸面上气势凌人，另一方面又丝毫不加强边关防务，边境中的将领不知道体恤兵丁，士兵们“虽有屯田，而子粒不得入其口；虽有月粮，而升斗不得入其家；上虽有赏赐，而或不得给；虽战有首级，而不得为己功”②。随着蒙古骑兵一次次的进攻，明朝边境州府饱受摧残，“肝脑涂于郊原，哭声遍于城市”。
这样一来，明朝边境的兵变和叛乱此起彼伏，1524与1533年，大同发生两次兵变，士兵们大多数投奔了他们本该誓死抵抗的敌人——俺答汗。
几乎控制了明朝北部与蒙古接壤地带的俺答汗收留了这些兵丁，“多与牛羊与帐幕”。他很快发现，这些汉人不但精通军旅之事，还有很多其他技艺，如盖房、制弓、冶铁，给自己的帮助极大。
于是，俺答汗开始了“多诱华人为彼工作”③的方针，不但大规模收容“苦于峻削”、“失事避罪”的逃难者，进行的战争多也用于掠夺人口，“岁掠华人以千万计”④，“丁壮有艺者亦掠”⑤。
以往汉人的投奔者或俘虏，都是分发到各个贵族属下成为奴隶，只能增加一些劳动力。而俺答汗却改变策略，将他们安置在丰州川一带居住管理。这些人虽然背井离乡，很多是以俘虏的身份来到蒙古地区，但因为蒙古“虽有君臣上下……干戈之暇，任其逐水草畜牧自便”，不至于“里胥执策而侵渔之矣”⑥，所收赋税，都类似“岁种地不过（纳）粟一束，草数束，别无差役”⑦，因此反而安居乐业。原本的草原地带出现了“开良田千顷”、“村连数百”的景象，有了最初的城市雏形——“板升”，成为了俺答汗重要的后勤基地。
可要维持这样的农业地区以及建造真正的城市，进而扩充自己的经济实力，使自己成为全蒙古的大汗，就得有稳定的铁器、种子以及其他物资的来源。这些靠战争是无法满足的，俺答汗一边频频骚扰明边，一边向大明王朝挥动橄榄枝，希望结束敌对状态，实行互市。
大明王朝的嘉靖皇帝始终不愿意开启互市，最终引发了1550年的“庚戌之变”——是年6月，俺答汗率军10万从黄榆沟破墙而入，经怀柔（北京怀柔县）、顺义（北京顺义区）抵达通州（北京通州区）。不久，又从通州渡河而西，到达北京安定门北面的教场驻扎，分别掳掠了北京近郊的西山、黄村、沙河、大榆河、小榆河等处，到9月才退回塞外。
这次事变持续了整整3个月，大明畿辅满目疮痍。使得嘉靖皇帝不得不考虑互市，可惜因为双方都缺乏最终的诚意，互市仅坚持了一年便“流产”，重新回到了战争状态。
在战火频仍中，明边的大量白莲教徒进入蒙古地区，其中的丘富、赵全、李自馨、王廷辅、吕西川、张彦文、刘天麟等人不但精通各种技艺，而且会很多巫术，获得了俺答汗的信任，逐渐成为丰州川地区的各个“板升”的领主。
作为汉人，他们没有蒙古人对于自己法统的敬畏，他们所要考虑的仅仅是如何让自己所效力的人获得更高的地位，以使自己得到更多的利益。
这些有着反对明朝政治目标的白莲教徒，成为俺答汗的入幕之宾后，带来了一场剧变。
当1560年，俺答汗带着自己的爱妃钟金夫人回到大本营时，看到赵全等人正在丰州川修建一座真正的城市——大板升城，不但有着碉堡、城墙、民居，还有着“八大楼阁”和华丽的宫殿。
面对着迷惑不解的俺答汗，赵全、李自馨、张彦文、刘天麟等跪在了他的面前：“请可汗建号称帝！”
称帝！这是要比成为蒙古大汗还要艰难的路，这不但要面对着仍坚持“大元”为国号的蒙古汗廷以及各万户首脑的反对，也将自己置于与大明皇帝公开分庭抗礼的地步。
我可以同时战胜两个敌人吗？我这么做，会不会让自己万劫不复？！
放弃吗？但自己几十年来东征西杀，拓地万里，是为了什么？不就是要完成父亲未了的心愿么？
俺答汗不得不谨慎考虑这个请求，他整整考虑了五年。
1565年，已经57岁的俺答汗，觉得自己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等待，他终于接受了这些幕僚的建议，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国号为“金”，他是否称帝，已不可考，但在蒙古高原上，除了在辽东的北元汗廷外，又出现了一个金国。一个由俺答汗为最高统治者的国家。
而让人惊奇的是，无论是东北方的北元汗廷还是南方的大明朝廷，都没有对这个新兴政权采取什么激烈动作。
前者是因为没有实力，而后者则只能说是麻木不仁。
金国建立之后，在赵全“塞燕门，据云中，侵上古，逼居庸”以成“南北之势”的战略下，俺答汗的南侵更为频繁。
战略的实施并不顺利，明朝虽然被动挨打，但要真正占领长城以内土地则还太不现实，而且明军也经常出塞进行“烧草”“捣巢”的骚扰。这样旷日持久的战争，导致“华夷交困，兵连祸结”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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