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着渐渐在眼中消失的长安城，刘镇宇心里暗暗道：“希望大唐和华夏民族的历史能从此改写！”
刘镇宇带了数千高僧和尚取道河南北上，先到河北道和新设的辽东道，与西秦军会合后，再继续北上。
第十四章 归国
更新时间2006-7-22 22:15:00 字数：7762
刘镇宇带着人马缓缓向东行去，到了洛阳，队伍分成了两部分，高僧和尚在数千官兵的护送下，由洛阳直接北上，经过河内郡、上党郡、晋阳、雁门郡（今代县）到达云中郡（今大同），然后等待刘镇宇的命令，再会合于回纥牙帐（今蒙古哈尔和林）。
而刘镇宇率亲卫军走汴梁，过黄河，取邺城、恒州、幽州，回蓟州。开始东北各族部众的西迁。
一路上，看到唐皇的诏书不断地下来，分发各地。唐皇正在携平定安史之乱的余威和粉碎前太子亨谋逆案的机会，开始大肆改革政务。
最大的改动是大唐的地方行政体制和机构。
唐初依隋旧制，地方上有州（郡）、县两级。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全国有三百五十八州，一千五百五十一县。州县均按其地位之轻重，辖境之大小，户口之多寡以及经济开发水平之高低分为上、中、下三等。三万户以上为上州，二万户以上为中州，二万户以下为下州；五千户以上为上县，二千户以上为中县，一千户以上为中下县，其余为下县。近京之州称辅州，京都所在县名赤县，京之旁邑谓畿县，此外还有雄、望、紧、上、中、下等级，一般也是按户口多少而定的。
州的长官为刺史，唐皇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州为郡，改刺史为太守。后复称州，上州刺史从三品，其下佐官有别驾一人，从四品下，长史一人，从五品上，司马一人，从五品下，录事参军事一人，从七品上，录事二人，从九品下，此外还有司功、司仓、司户、司田、司兵、司法、司士等七曹参军各一人，皆从七品下。又有市令、丞、文学、医学博土等；中、下州刺史皆正四品下，其下佐官仿上州，但不全置。别驾（中州不置）、长史、司马称为“上佐”，唐制规定，凡刺史缺员或为亲王兼领时，上佐可代行州事。但在一般情况下，上佐并无具体职任，因其品高俸厚，又不亲实务，故多用以优待宗室或安置闲散官员等，所以自居易称这类官为“送老官”。诸曹参军分掌各州府的军政、财政、刑法、农田以及户粮诸事务，称为“判司”。诸曹“判司”由各州录事参军事统辖。未设司马之州，录事参军为刺史之佐，处于综领督察的地位。
县的长官不分大小统称令。京县令，正五品上；畿县令，正六品上；上县令，从六品上；中县令，正七品上；中下县令，从七品上；下县令，从七品下。佐官有县丞、主簿、县尉等（京县增设录事两人）。
唐代首都或陪都所在地有“府”的建制。唐皇开元元年（公元713年）改雍州为京兆府，洛州为河南府，并州为太原府，长官称“牧”，由亲王挂名遥领，实际主持府政的是“尹”。如上都京兆尹、东都河南尹、北都太原尹。后来又陆续设有凤翔、成都、河中、江陵、兴元、兴德等府，也都有“尹”，但已不置挂名的“牧”。府尹之下有少尹、录事参军事以及六曹参军事，其职掌同于州诸官，只是品秩略高而已。若皇帝不在京城，则置留守官，多由府尹或临时指定大臣兼任。
由于唐代高宗、武后时多居东都洛阳，以后诸帝虽然都居住长安（除短期避乱外），但洛阳原来那一套略同于长安的职官建置并没有省去，凡在那里任职的，叫做分司东都，或称为分司，这些官员都由东都留守总之。分司各官署往往空存其名，于是朝廷常以贬降或闲废的官员安置在此。这里的官员一般是除按期拜表行香外，只领俸而不任事。只有分司御史还可以稍为行使职权。
除分司官外，还有王傅一官，也是养老的。因为唐的亲王虽有额定的官属，而亲王并不出阁。名为王傅，官居三品，实际连王的面都没有见到过。
一大堆的官员，造成机构重置复杂，官员臃肿庞大，十羊九牧的成语就是从唐朝得来的。当时，唐皇和太子临向刘镇宇请教这个问题时，刘镇宇也是一脑袋浆糊。自己西秦国的制度是东抄西袭，反正自己在西秦国是一手遮天，用什么制度都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什么好用就用什么。但是大唐就不一样，庞大的豪族门氏和士族势力会让许多过激的改革寸步难寻。
刘镇宇当时在心里盘算来盘算去，发现在自己的历史知识里，只是对明、清朝的行政体制最熟悉。
刘镇宇思来想去，觉得还是明朝的行政体制可能适合唐朝，就把它给搬出来了。
刘镇宇建议道，把大唐分为道，州，县三级。
每道设承宣布政使一人，布政使是一省最高的行政长官，掌一道之政，朝廷有德泽、禁令、承流宣播，下达于有司。凡僚属满秩，负责考察其称职与不称职，上报达吏部、三省。每三年则率其州、县正官，朝觐京师，以听察典。
设按察使一名，掌一道刑名按劾之事。纠官邪，戢奸暴，平狱讼，雪冤抑，以振扬风纪而澄清其吏治，典勘理卷宗，理问典刑名，上报达刑部、三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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