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乡小学堂是在废科举兴学校之后才成立的，学校主持人是本县的一些著名的宿儒，他
们往重读经，管理学生也很严格；尤其不让那些“异端邪说”侵入到学生们的脑中；他们希
望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循规蹈矩的“方正之士”。可是学校中担任科学常识一类课程的先生们，
多是一些青年新进人物，他们的想法与那些主持人的观念不尽相同，很注重让学生们了解一
些新事物。因此，在学生的脑海中，不仅有孔夫子，也有拿破仑、华盛顿、牛顿、瓦特和卢
骚等等。学生们确信地球不是平面的，而是球型的；圣人不仅出在东方，也出在西方，而且
他们之间的学说也并不是一致的。中西文化的激荡情景，在我们小学堂里就是这样开始的。
满清政府为了镇压这区域中可能再度发生叛乱，在本县增设了一个兵备道衙门，派来了
一个新道台，建筑了新道台衙门和新的兵营，并加派了一队新式的洋枪部队，驻扎在城内及
其附近各要隘。这批新官新兵的到来，横行霸道，人民负担增加，地方纷扰百出。这兵备道
还经常出些镇压造反的告示，也有过杀革命党的行动，这类事曾被一些同学们认为是满清王
朝的垂死挣扎，表示痛恨。
离萍乡县城十六里的安源煤矿，是从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起由德商创办的。随
之，萍乡安源间的铁路于一九○五年延长到湖南的株州，不久延长到长沙。交通和矿业的发
展引起了社会上许多变化，其中最显著的是洋货店成为县城里的最大商铺，洋布、洋油、洋
钉等货物逐渐向四乡推销，使一般手工业受到重大的威胁。
在落后区域中新式企业和舶来品的侵入，往往要引起旧势力普遍的反抗，这在萍乡也是
如此。当时形形色色的谣言在县城内和乡间传播着，不是说铁路破坏了风水，弄到祖宗坟墓
不安，就是说每天要用小孩子抛入火车头的烟卤中去祭祀，火车才能行走，煤矿矿井的烟卤
每天也一样要用小孩子的肉体去祭……。这些谣言显示出当时一般人对于火车煤矿这类新事
物的痛恨心情。
至于洋布、洋油、洋钉等也同样视为可恶的时髦。当我从县城里穿着洋布时装回家时，
我祖父见着怒不可遏；我父亲从上海带回来的洋灯和其他洋货，也同样是老人们看不顺眼的。
他们根本就讨厌洋货，也不喜欢他们的子弟那种趋时弃旧的举动。他们仍是赞赏苏杭出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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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大花绸缎那样的珍品，对于呈现在他们面前的这些变化，叹惜“人心不古，世风日下”!
可是我学堂里一位聪明的地理教员黄先生却有不同的见解。据他看来，火车固然夺去了
许多跑脚力的、抬轿子的、划般的人的饭碗；机器煤矿固然打击了许多土式小煤矿，洋货固
然排除了土产，但是厌恶咒骂又有什么用呢？中国再不能闭关自守，中国要自强起来，并不
是铁路矿场洋货不好，而是要中国人自己能制造机器管理企业就好了。我们学生目击火车、
矿场、洋货等新事物的优点，再也不会附和旧的观念，而对于像黄先生这样的议论更是日益
倾倒。
反对旧的、腐败的和不合理的东西，中国必须富强起来，以及中国人不再做东亚病夫等
观念，大为新进者所向往。小脚、鸦片、迷信、官厅，是当时最受攻击的四大对象。妇女缠
足是中国由来已久的恶习，当学生们看见他们自己和别人家里强逼女孩子包脚时往往会跑去
大吵大闹一番。声言这是虐待女子，其祸足以弱种亡国。吸食鸦片烟的人在萍乡虽不算多，
但学生们偷着去毁坏亲友们吸鸦片用具的举动，也是发生过的。打庙宇、毁神像、反对向泥
菩萨求药方、问吉凶等类的事，更是轰轰烈烈的排演着。学生们常常因此与一般善男信女发
生龃龉。衙门官吏差役的那种作威作福，鱼肉乡民的凶狠样子，是青年人看不顺眼的，常借
故去嘲弄官吏，故意损害衙门的威信。这一切的一切，可说是一种初期的社会改革运动。不
过还没形成广泛的有组织的行动，往往只是一哄而起的闹上一阵而已。
反对蓄辫子，是反对满清政府的富有民族意识的重要象征，也是青年们特别起劲的事。
一九○八年十一月间，光绪慈禧相继去世，我在辫子上戴着一条白布的孝带，从家里回到学
堂，曾大受同学们的嘲笑，因此我不得不把孝带立刻除下来。那时同学们不仅反对为帝王戴
孝，而且根本讨厌辫子。他们起初说辫子会弄脏衣服，不好看又不方便，后来就简直咒骂为
猪尾巴，甚至暗中指它是满清奴仆人的标记。
一九○九年的一个晚上，我们学校里有几个同学准备了几把利剪，首先剪去他们自己的
辫子，预备把全体同学的辫子一齐剪掉，如果有可能的话，还预备乘学监（即校长）和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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