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摇摇头说：“不是。”这样串演了一阵之后，总算把他们敷衍过去了。他们在这几天，从各
大户和被捉拿来的壮丁手中，所攫取来的果实，大概已塞满了行囊，可以回营去交差。这样，
被捉来的人都交由地方上看管而获得保释。但在我家邻近别处村里，所经历的情形并不完全
相同。有的地方指认出来了几个“会匪”，当场就被正法！杀了之后，人头还挂在树杆上示
众。满清政府派兵在我乡间进行搜剿、镇压、逮捕、正法等等的紧张惊险的一幕，就这样结
束了。
事后，乡里人都赞许我家对这次事件的处理，是十分得体而又非常厚道的。他们陆续来
到我家，表示谢意。我这个为他们开脱过的小孩子还多次被他们热烈拥抱起来。其实，这不
过是满清末年乡村绅士对于当时的变乱采取一种“息事宁人”的态度的一例罢了。
这次乱事发生以后的一段很长的时间里，萍乡浏阳一带的乡间都不能算是安靖的。衙门
差役和军队兵勇常到乡间来，明查暗访，捉拿隐藏的“会匪”。乡村中一些土豪劣绅和为非
作歹的人也借此敲诈乡民；这些事都弄得乡村中鸡犬不宁。满清末年官厅除了镇压的手段以
外，实在也没有其他安抚农村的妥善设施了。
这次洪江会造反在满清末年的革命运动中，具有较广大的群众基础，而其影响也是比较
广泛的。这件事成为以后几年间那里人们的谈话资料，我也曾多次被好奇的人们询问过，而
我的经历也被他们视为富于传奇性。即使是保皇守旧的人们，目击洪江会在顷刻之间竟能闹
出一个大乱子，和官厅应付此事的颇预无能，也不免兴起满清天数将尽的叹惜！
至于那些不满现状的新人物，如我以后在萍乡县小学中所接触的大部分教员和青年的知
识分子们，却另有一种急进的想法。他们认为洪江会乱事之所以酿成，主要是由于满清的腐
败。单就地方上的情形来说，官厅只知借田赋厘金等税收名目以及其他陋规搜括民财；纵容
衙门爪牙在民间骚扰生事，既不能除暴安良，也不问民间疾苦，这无异是官逼民反。
新派人物同样认为洪江会的失败是领导得不好的原故。他们指出：洪江会中没有知识丰
富的能干人才；也没有发布一个动人的檄文；“反清复明”这句口号尤其不对，明朝亡了二
百六十多年，从何“复”起呢？起事的准备也是不够的，事先没有设法购买军火，单靠几枝
鸟枪刀矛，又何能成事？作战策略没有采取偷袭浏阳县城、拆毁铁路、阻止清军的增援，都
是失算的事……。这种说法可以证明新派人物并不反对洪江会造反，而是惋惜他们的失败。
尽管满清政府认为造反是罪大恶极，常以诛九族等严刑作威胁；但在民间，对于满清统治的
悲观失望，轻视敌视的心理是在继续增长中。直到满清灭亡为止，排满心理可说是愈演愈烈。
三年以后，我在萍乡县小学念书时，遇到了这学校里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更夫，他的种种
表示，也可以象征出当时的情况。那老更夫少年时曾参加太平天国运动，后来隐姓埋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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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不将他的已往经历泄漏出来，以避免满清的追捕。当反满情绪高涨的那时，那位身材魁伟、
强健有力的老军人的精神居然复苏起来了；他竟毫不畏惧的向他认为可靠的学生们谈论他过
去造反的故事，他描述他少年时如何参加太平天国造反，如何打仗，说得眉飞色舞。他也批
评洪江会造反的领导不当，没有好章程好办法，气派也不如当年的“长毛”。我和其他小学
生们对于那位身经百战的“长毛”军人异常敬重，称许他是一位老英雄，常在学校大门口那
个小小的更夫室里，请他饮酒吃东西，听他叙述英勇往事。
这次洪江会造反在国民党革命各种史料的记载中，称之为“丙午萍浏之役”是同盟会成
立以后所发动的八次革命运动中的第一次；同时是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以前所发动的十次革
命运动中的第三次。孙中山先生自己曾指出，同盟会对于萍浏之役的影响是很微弱的。同盟
会第三号首领黄兴，在一九○四年时曾与洪江会大龙头马福益联络，图谋起事。龚春台就是
马福益的门徒，龚所领导的洪江会也是马福益的部属。很可能那时的着重点，还没有放在革
命须近代化这一点上。因此洪江会造反的一切作法，还大部承袭着洪门的传统，并没有表现
出革命的近代作风。当时革命的宣传还远没有深入到民间，所以孙中山、黄兴、同盟会等等
名词，在那时的萍浏一带是听不见的。
第二章 在萍乡小学校
一九○八年春，我前往到距家一百里的萍乡县县立小学堂读书，开始了我童年生活的另
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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