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以后，国民党处境虽很艰危，但已逐渐呈现曙光。他正倡导改组国民党，励精图治，并几
次击退陈炯明军对广州的进犯；使不满现状者寄予莫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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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这年九月间，李大钊先生与王法勤、丁维汾、李石曾等开始在北京建立国民党的组织，
那些挂名为国民党员而实际参加曹锟贿选的国会议员，自然都自绝于国民党了。新参加国民
党的多是一些激进的青年。到十一月间，中共党员改采积极支持国民党的态度后，北京国民
党组织的人数增至一千余人；可以说大多是北京的优秀青年，其中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
团团员约占三分之一。
当时一般青年倾向国民党的情绪十分热烈。他们对于广东的情况和国民党改组的真意，
虽不完全知道，但对北京政局确是厌恶已极。我的朋友们，不管已否加入国民党，多表示曹
锟闹得太不像话了，无论如何，国民党和孙中山总要比北方这一群败类好些。
恰在这个时候，鲍罗庭的一份报告又增加了我对广东真相的了解。初到广州的鲍罗庭，
做事极其谨慎周到。他写了一份关于广州情况的报告，似是给莫斯科和在北京的加拉罕的。
他托斯雷拍克将这份报告的英译本送给我参阅。我细读他这份报告，知道了国共两党党员在
广州合作的情况，他们一致动员民众，支持孙中山先生，击退陈炯明十月二十三日和十一月
十九日的两次进犯，使广州转危为安。我觉得他这份报告并无宣传的意味，是可信的真实资
料。
初期的国共合作，确是鉴于大敌当前，为了共同目标，同甘苦共患难，携手向前奋斗，
两党间的磨擦那时还未暴露出来，即使有，也是很轻微的。我目击当时北京国民党发展的情
况，又证以广州的实情，也觉得中共党员跨有两党党籍，暂时还不会引起严重纠纷。
由于这些演变，我对国共合作的前途是较为乐观了。我根据鲍罗庭供给的资料，在《新
民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广州的新气象》的文章。这篇文章虽没有论到国共合作的问
题，但主旨是号召所有革命分子合作，并以广东的实例为证；认为不同党籍和形形式式的革
命分子，能在一个共同的革命事业上大公无私的通力合作，是今日中国革命所必要的。《新
民国》杂志是北京国民党组织的机关刊物，由范体仁任主编，他并不是共产党员。我这篇文
章是应他之邀而写的。
我发表这篇文章是颇有用心的，藉此表明我赞成国共合作的意向，一扫前此认为我反对
国共合作的误传。北京的同志们和朋友们看了我这篇文章，都认为适合时宜，态度正确。后
来，廖仲恺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曾称赞这篇文字，认为最能体现国共合作的真
义。
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的时间日益接近了。北京市国民党组织应选举三个代表出
席，我被推为候选人。我是候选人中唯一的共产党员。李守常先生极力主张我去出席。他认
为这样对外可以表示中共全部的一致，我们两人一同出席，遇事可以商讨解决。其他的中共
同志们认为我能代表他们的意见，也支持这种主张。
我初意想辞谢代表的任务。我的主要工作是在铁路工人方面。这时各铁路工会的秘密小
组正在发展之中，筹备于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二七罢工一周年纪念日）在北京秘密举行一
次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如果我到广州去，将耽误这一工作的进行。再则我不愿担任国民
党方面的职务，我主张北京的中共组织应推选一位将来能担任国民党方面工作的人去出席。
但我的这些理由未为同志们所接受。一致表决了我为候选人。
十二月间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举行国民党选举大会，到会者近两千人，全场挤得水泄不
通，我以最大多数票当选为代表之一。
一九二四年初，我偕同李大钊先生经由上海赴广州。停留在上海的时候，中共中央曾邀
请我们两人参加中央会议，讨论我们去广州所应采取的态度。当时中共中央正为国共合作在
各地的发展表示乐观。李大钊先生在会议上报告国民党组织在北方发展的经过；声言北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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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共同志间已无歧见存在，称许我这次能够一同前往出席是表示团结一致的好现象。陈独秀先
生十分欣慰，提议由我们两人会同已在广州的谭平山、瞿秋白等组织一个指导小组，以指挥
出席国民党大会的中共党员。
我当场辞谢了这个指派，我说，我将不能等待国民党代表大会的终结，就要先行赶回北
京，并说我不适宜于代表中央，因为我仍不赞成多数中共党员担任国民党职务的这一作法。
陈独秀先生未置可否，随便谈了些别的事情。结果，这个指导小组的责任，就完全落在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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