钊先生手上。
我们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十日左右到达广州。当时的广州并看不出甚么新气象，街道上除
多了一些红绿标语而外，长堤一带仍布满了“谈话处”①。大家忙着大会的筹备工作，宴会
非常频繁，情况有点像大家庭办喜事一样。
我和李大钊先生到达广州的第二天，孙中山先生便在设于士敏土厂的大元帅府接待我们
和另外新到的十几位代表。孙先生将他亲笔拟订的建国大纲给我们传观，征询我们的意见。
我当即起而发问：“先生这个大纲第一条规定：‘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
设中华民国’，不知道在这种硬性的规定之下，是否允许其他党派存在？”孙先生听了我的
话之后，不置答覆，转而征询其他在座者的意见。叶楚伧表示，这一个大纲是经孙先生长期
研究而写成的，其中一切问题必有妥善解决办法，我们如能详加研究，便可获得深一层的了
解。李大钊先生表示待他详细研读之后，再行提供意见。于是，我们的谈话便转到交换消息
以及其他较次要的问题上去了。
我所提出的这个问题，确是一个根本问题。这是针对孙先生的“以党治国、以党建国、
以党训政”这些观点而发的。尤其是国共两党的合作，大有关系，触及了党外合作和联合战
线的根本所在，我在当时那种场合首先提出这一问题，用意是要孙先生和在座者了解我的基
本看法。可是孙先生和其他的国民党要人此后从未再直接提到这个问题，但间接的表示都是
不主张多党存在的，对于中共，只是把它看作国民党大圈子里的一个小圈子。
鲍罗庭那时住在广州的东山，正忙于草拟大会的各种文件。瞿秋白就住在他那里，任他
的助手和翻译。他常邀我们—李大钊、我及其他几位中共代表—到他那里去商谈。每次他都
交一些文件给我们看。其中有这次大会宣言的草案，由他与汪精卫、瞿秋白共同草拟的。那
时的鲍罗庭待人接物谨慎周到，态度和蔼，避免与人争论。他告诉我这次代表大会所提的政
纲，在民族主义内，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平等对待国内少数民族等。在民
权主义内，否定天赋人权之说，主张革命民权；即对多数人民给予民主自由，却不给予反革
命分子自由。在民生主义内，提出维护工农利益等具体条款。这些都是很显著的进步。
鲍罗庭对于在国民革命中应允许其他革命政党存在一点，表示原则上的赞成，但认为这
不是提出辩论的问题，而是实际做的问题。如果中共能有力量存在，是没有人能够抹煞的。
多数同志都附和鲍罗庭的意见，认为这次大会是国民党办喜事，要求我不要提出这个难于解
决的问题。李大钊先生也以指导小组负责人的身份表示，我的意见固然不错，但提过一次，
就足够了，可不必再提。因此，如果我再进与步表示意见，那无异是违反指导小组的决定，
而采取单独行动了。
接着，在另一个问题上又发生了不同的看法。当时鲍罗庭所草拟的国民党党章草案，无
异是各国共产党党章的“译本”，其中根据民主集中制所拟订的中央和各级机构的职权、党
员应守的纪律等等，无一不与共产党的原则相同。我指出这些原则未必适用于国民党，国民
党的党章应有较大限度的民主。国民党一向是松懈惯了的，忽然之间要受到这样严格的约束，
会妨害国民党的广泛发展和引起麻烦。对于跨党的共产党员来说，无异自我束缚。因此，我
主张国民党党章应尽量扩大民主，党员除应遵守国民革命的政纲而外，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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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在。这样，跨党的共产党员才能立足。
鲍罗庭对于我的这种主张，有点左右为难。他不多表示意见，有时只耸耸肩不说甚么。
他曾轻描淡写的说：“你这种主张很有道理。但有人总觉得一个国民革命的政党，应该是一
个组织严密的党，才能负担起它的历史使命。”
当时中共一些同志们对国共合作的良好关系十分兴奋，我仿佛成了一个专泼冷水的人。
我曾问谭平山：他预定担任国民党组织部长，可是又跨有共产党党籍，如何能用严格的纪律
去管这样众多的党员和党的组织。他的答覆充满了乐观。他说他已担任了这个职务两个多月，
并未发生困难，他相信只要党章规定了严明的组织和纪律，执行起来是不会有问题的。
这使我只有在两个办法中间择一而行。一是不顾一切的提出我的主张，那便可能遭受中
共多数同志的反对和国民党人的不满。二是为保全共产党员态度的一致，不如早点离开广州，
去主持铁路工人的代表大会，这样虽不无闪避之嫌，但我终究能保留一贯主张，以待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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